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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项目突然死亡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3月10日 17:21 时代信报

  石柱县香菇种植扶贫项目猝死,外地老板离奇失踪;

  是经营困难?不堪吃拿卡要?还是骗逃资金?悬疑至今未解;

  有人直指相关部门对扶贫资金监管不力,对扶贫项目论证不够。

  信报记者 胡勇/ 文

  2005年春节前夕,一个不胫而走的消息震惊了重庆市石柱县407个香菇种植户——与他们有产销关系的“重庆益民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顺友悄然“失踪”;几十万货款和工人工资也随他一起“蒸发”。

  之后,石柱县成立了以县农业局牵头的“工作组”,对周顺友进行调查。“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事情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谭伟平告诉记者。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周顺友的“消失”,使该县一个曾广受好评的扶贫项目突然死亡,上百万的扶贫资金无法回收,公司拖欠百余名员工的几个月工资无法兑现。

  几千个菌棒在棚里腐烂

  谭任智,在石柱县六塘村乡黄蜡村生活了60年。

  2003年2月,有人来到他家,自称受县农业局委托,要来村里发展香菇种植,并要在这里建香菇收购站。

  “当时他们就要求租我那砖房,用来收菌,一年1000元钱。”谭任智说。“后来听说是重庆益民菌业公司来搞扶贫投资,老板周顺友,是浙江人。”

  几天之后,一块“重庆益民菌业公司六塘基地”的牌子挂在了谭任智楼房的大门口。

  这时,全村沸腾了。“种香菇能赚钱”成了大家田间地头的话题。

  “基地”驻进了几个操浙江口音的年青人。他们都是周顺友从浙江老家带来的香菇种植技术员,。

  当时,一名叫周大福的技术员为了鼓励谭任智种植香菇,给他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菌棒可产1.5斤香菇,最低能卖3元钱,一个大棚5000个菌棒,一年就能赚15000元。

  数字是最好的诱惑,加之“益民公司”包回收,种植项目得到了政府的支持,2003年,谭任智成了黄蜡村第一批香菇种植户。

  “当时我认定了这是脱贫的出路,整个村只有7户种植。”谭任智介绍,当时建灶、买锅、搭棚,花去了他1500元钱,而5000个菌棒的3000元成本则是扶贫款和益民公司的补贴,农民未出一分。在接下来双方签订的“香菇种植合同”上,也明确了益民菌业公司负责技术、销售;农户负责投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第一年种下来,谭任智一家坐下来算了笔明细账:益民菌业公司扣除3000元成本后,再加上自己投入的1500元,没有赚钱。如果再加上耗去的时间和精力,他还亏了。

  就像种庄稼一样,收成不好总得回头看看原因,“我们不懂技术,负责指导的技术员又是浙江人,说话听不懂。技术失误可能是关键。”谭任智说到。

  为了重塑他再继续的信心,“基地”技术员对他说,“第一年亏是正常的,第二年肯定会好”。在一番考量之后,谭任智还是在去年放弃了香菇种植。他认为“没啥赚的。”

  现在,谭任智的香菇大棚还在那0.2亩责任地里,5000个菌棒躺在棚里开始朽烂。他现在一直在想着农闲时怎么把它处理掉。

  同样在一个村,冉启银种植香菇也是在一种“心动不如行动”的心理诱使下开始的。

  据他母亲谭玉群介绍,去年县农业局和扶贫办的人到村里开会,鼓励村民种植香菇,并每户免息借给2000元扶贫资金,一个造价4000元的大棚,农户只需投资1000元即可。

  “低投入,高产出,而且公司还要包销。”冉启银就这几句话说服了家里人,开始买竹子搭棚。憧憬自己能在这个项目上实现贫富的逆转。

  “去年种下来,扣了扶贫款后,还亏了。”冉启银的母亲说,“拿到收购站去卖的香菇,价格低于事先的承诺,质量较差的他们根本就不收。”

  扳着指头把账算了个来回的谭玉群认为,去本之后,种香菇一年也就挣1000多元钱。

  希望变成失望之后,去年9月,冉启银和妻子去了温州打工。家里的香菇大棚由父母照看。

  去年,益民公司总经理周顺友“失踪”之后,“基地”的技术员和收购员也各自散去。“他们走后,我的房子就空着了。”谭任智说。他庆幸自己提前退了出来,因为去年收购站就在拖欠农民香菇款了。

  谭玉群现在守着儿子留下的大棚,每天闲时去做简单护理,出了菌菇就收着晒干,“舍不得,留着以后再说。”而她这样自谋销路的已是香菇种植户的无奈选择。

  据她介绍,当初村里只有几户人家种植,后发展到20多户。因为看不到利润,加之收购站拖欠菇款,现在实际只有几户人家还在种植。

  在她手上,还有几百元益民菌业有限公司未付的收购款发票。记者看到,最近的是2004年12月20日的80元。

  而就在重庆益民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顺友来石柱发展之初,就向外界做了预计:未来3年,石柱香菇产业将发展到5000个大棚的规模,年产值近亿元。届时,石柱将可能是全国的香菇生产基地之一。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直到周顺友“失踪”,这些繁荣的景象并没有出现。

  “扶贫者”的出走之谜

  作为一个县扶贫项目的老板,周顺友的失踪在坊间引发多个版本流传。有人说他携款而走;有人说他负债太多,公司无以再继;也有人说他外出筹资去了。

  这时,一个浙江商人怎样与石柱结下的“香菇缘”,也是众人颇为关注的。

  据知情者介绍,石柱县在15年前就开始大力发展香菇产业,但事与愿违,屡次尝试均告失败。

  该县为什么不舍香菇情结?是这里气候湿润,森林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菌类的生长。当地老百姓曾有这样的比方,一段朽木倒在地里,用不了多久就能长出菌来。

  正是看到这种资源优势,从1989年开始,政府部门就把目光瞄准了食用价值高的香菇产业,并积极发动农民发展香菇大棚,但因为前期投入太高,技术要求高,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农民没有被发动起来。

  1997年,石柱再次发展大规模香菇产业,政府还投入了300万元,建起了一批香菇大棚。但菌种培育技术含量高,重庆还缺乏这样的技术。不得已,县里有关部门组织人力到浙江购买菌种,等运回石柱,早已死去大半,发展香菇产业再次以失败告终。

  2002年,长期在武隆做香菇生意的浙江商人周顺友到石柱考察,要求发展香菇产业。当时,尽管没有多少人看好他,但急于发展此项产业的政府有关部门仍给了他试种的机会。很快,周顺友从浙江老家带来了技术人员。

  石柱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谭伟平说,当时,周顺友向国家扶贫办提出申请,经石柱县扶贫办、县财政局、县农业局审批后,得到了195万元的扶贫贷款,再通过当地财政支付转移给他。

  为了使周顺友在整个扶贫项目过程中有“目标指数”,当地政府与他签订“承诺书”。至于内容,石柱县农业局未作说明。

  为了鼓励农民发展香菇种植,每户的香菇大棚给扶贫资金2000元,益民菌业有限公司补贴500元,农户自筹1000元。“这样,发展大棚的资金基本解决。”谭伟平说。而县扶贫办、农业局、财政局再根据益民菌业有限公司的工作进度拨付扶贫资金。

  周顺友“失踪”之后,大家对“益民公司”的资质产生了怀疑。做为当时审批部门之一的石柱县农业局认为,“没有问题,当时公司的注册资金有60多万元,加之周顺友在武隆搞过几年香菇产业,不应该是骗子。”

  扶贫款成了“唐僧肉”

  但据“益民菌业有限公司”早期的一位财务人员介绍,公司当时账面上就是零,而维护公司运作的流动资金都是周顺友借来的。

  就在那种“紧张”的情况下,公司运转正常,并取得了大部分农户的信赖。“每个月都要跟农民兑现一次香菇款。”公司账务相当清楚。

  之后,公司外债越来越多,“要账的人几乎要排队了。”公司的合股人何光明也拆股走人。

  2004年12月15日,周顺友离开公司,声称28日赶回来。年关将至,拖欠几个月的工资也该在这时结清,公司百余名员工翘首盼着28日这天。但这一天,他们没有盼到周顺友,他的手机也一直处在关机状态。

  “公司员工最多的有9个月工资没领到,最少的也有3个月。”公司员工对记者说。

  一位“益民公司”的办公室人员介绍,周顺友“失踪”之后,曾给他打过电话,号码显示是马来西亚的。因信号原因,没讲两句就断了。据他说,公司最后一批货就是发往马来西亚的,至少也有几十万的货款。而这笔货款还从来没体现在公司账面上。

  事情发生后,公司员工曾向政府寻求帮助,并有人直言是相关部门对扶贫企业审批不严,对扶贫资金监管不力,对扶贫项目论证不够造成的。

  石柱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谭伟平不这样认为,“对扶贫资金用途的监管我们是相当严格的,每个大棚是2000元扶贫资金,一个大棚5000个菌棒,我们都是点清楚了的。但事情发生后,农业局也无能为力。也没有去查找周的相关行踪,那不可能找得到。”

  据他介绍,“益民菌业公司共得到130万元左右的扶贫资金,最后一次是去年12月19日的20万元,主要用来支付农民的香菇款。”

  对周顺友的出走,农业局事先没有一点察觉?但谭伟平坦承,“已感觉到他们的经营艰难。”就此也曾担心周离走。“周的离开,我们认为是公司无力再经营下去了。”

  公司是怎样的一个亏损状况,周顺友有没有携扶贫资金离走?记者几经周折,在武隆县找到当时“益民公司”出纳张庆。

  “账上没得一分钱,每次扶贫款拨付到公司后,都用来购买原材料和支付菇款。”如今,张庆也有3个月工资未领到。他认为,周顺友是因管理混乱引发亏损而被迫离走。

  同时,据他透露,就在去年6月份,县扶贫办拿了4万元的发票,到公司报销,“多数都是吃、住的,当时公司就有些吃紧,但扶贫办说这些费用都是为这个项目所开销的。当时公司领导到相关部门领取扶贫款时,感到困难重重,曾抱怨‘再也不想去了’”。

  另据其他员工反映,县政府相关部门曾多次在公司进行费用报销。记者就此向当时周顺友合股人何光明求证时,他现在对此“保留意见和说法。”并征询记者,公司拖欠员工的10余万工资能否在见报后得到解决,这是他很关心的。

  他认为:就全部账来算,公司没亏。然而不管怎样,这100多万扶贫款可能已经打了“水漂”。

  可能打水漂的钱怎么追回?欠农民的钱如何兑现?在记者的调查中,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表示“毫无办法”。有官员这样认为:此一项目的突然死亡说明,政府扶贫行动的制度设计并不完善。在扶贫款的转移支付过程中,往往有部分资金流入了某些“能人”腰包。人们对这种带有政策色彩的扶贫贷款的认识却存在一些误差,常常把扶贫与救济等同,把它当成了“唐僧肉”。由于缺乏来自纳税人和上级机关的监督,在事实上,一些“扶贫者”在使用这笔“无主资源”少了制度的约束。最终使一些扶贫项目“昙花一现”,半途垮掉。当然,这些也有当地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急切。对需要脱贫的农民来说,在那种扶贫资源的诱惑下,从最初的亢奋到最后的失望。他们显然是没有任何依仗的“牵连者”。这时,重新审视扶贫资金的供给使用和监管方式,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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