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网上海3月10日电(徐寿松、刘兆权、胡作华、何晓)在今年上海、浙江、江苏三地的地方两会中，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言献策中，“绿色GDP”“循环经济”成了频繁出现的关键词。这一信号的背后，一种新象浮出水面：长三角开始走向“生态政经”时代，长三角区域经济开始逐渐变“绿”变“轻”。
上海化学工业区气体有限公司总经理Jean-Marc Belot给自己取了个非常中国化的名
字：骏马·伯乐，寓意他领导的公司要成为上海发展“循环经济”的骏马，而他所在的上海化学工业区则是实践“一体化”理念、清洁生产的“伯乐”。
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化工区常和污染联系在一起。但开工不到4年就吸引了88亿美元投资的上海化学工业区，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反证：贯通上、中、下游的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在此初步形成，企业之间形成化工原料、中间体、产品、副产品及废弃物的互供共享关系。如上海化学工业区气体有限公司的原料是来自巴斯夫等化工公司的废弃物，这种叫做乙丁烷的气体对于巴斯夫而言是需要花钱处理才能排放的废气，而上海化学工业区气体有限公司却将它买来，转化为高纯度的氢气卖给下游上海赛科公司的90万吨乙烯装置使用；赛科再将自己的废料氢氢酸卖给璐彩特国际(中国)化工有限公司用作生产原料，将乙烯裂解产生的渣油送进哥伦比亚公司，生产作为汽车轮胎添加材料的碳黑。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废为宝，大量减少了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
上海化工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阮延华说，上海化工区每平方米土地的环保投入达到500元，因为构建了一体化循环产业链，打造一体化清洁生产流程，编织一体化辅助网络，从而实现了资源综合利用，明显降低了资源消耗。2003年3月，上海化工区被中国—欧盟环境管理合作计划列为试点生态工业园区。
上海化工区仅仅是上海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工业区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国资源消费总量最大的城市，上海每万元GDP的能耗却是全国最少的，约为1.07吨标准煤，且每年都以4%的速度环比下降，上海经济正在变“绿”变“轻”。2004年，全国第一份《产业效能指南》在上海出台，上海不再仅仅以产值等指标来衡量产业，而是加入了资源、用地、环保、技术创新等新指标因子，高能耗、占地大、易污染的企业被拒之门外，从经济活动的源头保“绿”。
不仅是上海，相邻的浙江、江苏都在努力终结粗放型增长模式。整个长三角，在率先对“绿色GDP”的孜孜追求中，着力降低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传统的污染企业向绿色环保方向转变，能源消耗行业向资源集约的目标转型。
“如果经济倍增，能耗也倍增，那是难以承受的！”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说。在过去6年中，江苏的GDP增长已达105%，而污染总量却下降了40%；其中2004年，GDP增长14%，污染总量下降3.5%。“经济增长、污染下降”这道难题，在江苏已找到破解之道。眼下，江苏省已通过建设生态省的规划，在全省设立了循环经济试点100多个；省政府明确要求，将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损失的“绿色GDP”纳入经济统计体系。为谋求环境与经济效益双赢，江苏对企业加强清洁生产审计，目前江苏传统的冶金、纺织、化工等支柱行业中，有800多家企业实施了清洁生产，取得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0亿元。如“绸都”盛泽在实施清洁生产方案后，盛泽与浙江交界断面的水质由五类提高到三至四类。而苏州市则取消古镇的GDP考核指标，每年只对其进行环境保护和旅游指标的考核。
浙江省则从2004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将“绿色GDP”及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水、能源消耗和“三废”排放量4个新指标引入国民经济核算，以全面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湖州市更是变革干部政绩考核办法，不再以GDP增长为中心，而是提高对环境保护、财政收入、民生质量和政府效率等内容的考核比重。他们明确提出，决不能搞牺牲生态环境，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的发展，决不“吃子孙饭”。2004年上半年，这个市就否决了报批的20多个新开矿山项目，并决定本届政府任期内不批新矿。
这些都只是长三角地方政府反思、改进发展模式的表象。目前，国家正在着手制订国民经济绿色GDP核算体系，并开始试点。上海已列入第一批试点省市之列。顺应这一时代要求，沪、苏、浙都在积极尝试运用绿色GDP指标来衡量、指导发展。
其实早在2003年8月，“绿色长三角”就已达成共识。在《关于“世博会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共同发展”的若干建议》中，沪、浙、苏三地就首次提出借“世博会”良机打造“绿色长三角”。有专家预言，当下的长三角一体化正向更高层次的“绿色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长三角内部绿色或称生态竞争将愈演愈烈，竞争模式也将从“单一的市场竞争模式”向“市场竞争和绿色竞争双重竞争模式”转变。
2005年初，“环保风暴”在全国掀起，从中央到地方，对于经济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重视有加。学者们敏锐地预言，“生态政治”正浮现中国，而长三角正迈向“生态政经”时代。2005年的春风将把长三角的GDP吹得更“绿”。(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