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项目猝死 制度约束缺失下被宰割的唐僧肉

　　石柱县香菇种植扶贫项目猝死，外地老板离奇失踪；

　　是经营困难？不堪吃拿卡要？还是骗逃资金？悬疑至今未解；

　　有人直指相关部门对扶贫资金监管不力，对扶贫项目论证不够。

　　信报记者 胡勇/ 文

　　2005年春节前夕，一个不胫而走的消息震惊了重庆市石柱县407个香菇种植户——与他们有产销关系的“重庆益民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顺友悄然“失踪”；几十万货款和工人工资也随他一起“蒸发”。

　　之后，石柱县成立了以县农业局牵头的“工作组”，对周顺友进行调查。“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事情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谭伟平告诉记者。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周顺友的“消失”，使该县一个曾广受好评的扶贫项目突然死亡，上百万的扶贫资金无法回收，公司拖欠百余名员工的几个月工资无法兑现。

　　几千个菌棒在棚里腐烂

　　谭任智，在石柱县六塘村乡黄蜡村生活了60年。

　　2003年2月，有人来到他家，自称受县农业局委托，要来村里发展香菇种植，并要在这里建香菇收购站。

　　“当时他们就要求租我那砖房，用来收菌，一年1000元钱。”谭任智说。“后来听说是重庆益民菌业公司来搞扶贫投资，老板周顺友，是浙江人。”

　　几天之后，一块“重庆益民菌业公司六塘基地”的牌子挂在了谭任智楼房的大门口。

　　这时，全村沸腾了。“种香菇能赚钱”成了大家田间地头的话题。

　　“基地”驻进了几个操浙江口音的年青人。他们都是周顺友从浙江老家带来的香菇种植技术员，。

　　当时，一名叫周大福的技术员为了鼓励谭任智种植香菇，给他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菌棒可产1.5斤香菇，最低能卖3元钱，一个大棚5000个菌棒，一年就能赚15000元。

　　数字是最好的诱惑，加之“益民公司”包回收，种植项目得到了政府的支持，2003年，谭任智成了黄蜡村第一批香菇种植户。

　　“当时我认定了这是脱贫的出路，整个村只有7户种植。”谭任智介绍，当时建灶、买锅、搭棚，花去了他1500元钱，而5000个菌棒的3000元成本则是扶贫款和益民公司的补贴，农民未出一分。在接下来双方签订的“香菇种植合同”上，也明确了益民菌业公司负责技术、销售；农户负责投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第一年种下来，谭任智一家坐下来算了笔明细账：益民菌业公司扣除3000元成本后，再加上自己投入的1500元，没有赚钱。如果再加上耗去的时间和精力，他还亏了。

　　就像种庄稼一样，收成不好总得回头看看原因，“我们不懂技术，负责指导的技术员又是浙江人，说话听不懂。技术失误可能是关键。”谭任智说到。

　　为了重塑他再继续的信心，“基地”技术员对他说，“第一年亏是正常的，第二年肯定会好”。在一番考量之后，谭任智还是在去年放弃了香菇种植。他认为“没啥赚的。”

　　现在，谭任智的香菇大棚还在那0.2亩责任地里，5000个菌棒躺在棚里开始朽烂。他现在一直在想着农闲时怎么把它处理掉。

　　同样在一个村，冉启银种植香菇也是在一种“心动不如行动”的心理诱使下开始的。

　　据他母亲谭玉群介绍，去年县农业局和扶贫办的人到村里开会，鼓励村民种植香菇，并每户免息借给2000元扶贫资金，一个造价4000元的大棚，农户只需投资1000元即可。

　　“低投入，高产出，而且公司还要包销。”冉启银就这几句话说服了家里人，开始买竹子搭棚。憧憬自己能在这个项目上实现贫富的逆转。

　　“去年种下来，扣了扶贫款后，还亏了。”冉启银的母亲说，“拿到收购站去卖的香菇，价格低于事先的承诺，质量较差的他们根本就不收。”

　　扳着指头把账算了个来回的谭玉群认为，去本之后，种香菇一年也就挣1000多元钱。

　　希望变成失望之后，去年9月，冉启银和妻子去了温州打工。家里的香菇大棚由父母照看。

　　去年，益民公司总经理周顺友“失踪”之后，“基地”的技术员和收购员也各自散去。“他们走后，我的房子就空着了。”谭任智说。他庆幸自己提前退了出来，因为去年收购站就在拖欠农民香菇款了。

　　谭玉群现在守着儿子留下的大棚，每天闲时去做简单护理，出了菌菇就收着晒干，“舍不得，留着以后再说。”而她这样自谋销路的已是香菇种植户的无奈选择。

　　据她介绍，当初村里只有几户人家种植，后发展到20多户。因为看不到利润，加之收购站拖欠菇款，现在实际只有几户人家还在种植。

　　在她手上，还有几百元益民菌业有限公司未付的收购款发票。记者看到，最近的是2004年12月20日的80元。

　　而就在重庆益民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顺友来石柱发展之初，就向外界做了预计：未来3年，石柱香菇产业将发展到5000个大棚的规模，年产值近亿元。届时，石柱将可能是全国的香菇生产基地之一。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直到周顺友“失踪”，这些繁荣的景象并没有出现。

　　“扶贫者”的出走之谜

　　作为一个县扶贫项目的老板，周顺友的失踪在坊间引发多个版本流传。有人说他携款而走；有人说他负债太多，公司无以再继；也有人说他外出筹资去了。

　　这时，一个浙江商人怎样与石柱结下的“香菇缘”，也是众人颇为关注的。

　　据知情者介绍，石柱县在15年前就开始大力发展香菇产业，但事与愿违，屡次尝试均告失败。

　　该县为什么不舍香菇情结？是这里气候湿润，森林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菌类的生长。当地老百姓曾有这样的比方，一段朽木倒在地里，用不了多久就能长出菌来。

　　正是看到这种资源优势，从1989年开始，政府部门就把目光瞄准了食用价值高的香菇产业，并积极发动农民发展香菇大棚，但因为前期投入太高，技术要求高，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农民没有被发动起来。

　　1997年，石柱再次发展大规模香菇产业，政府还投入了300万元，建起了一批香菇大棚。但菌种培育技术含量高，重庆还缺乏这样的技术。不得已，县里有关部门组织人力到浙江购买菌种，等运回石柱，早已死去大半，发展香菇产业再次以失败告终。

　　2002年，长期在武隆做香菇生意的浙江商人周顺友到石柱考察，要求发展香菇产业。当时，尽管没有多少人看好他，但急于发展此项产业的政府有关部门仍给了他试种的机会。很快，周顺友从浙江老家带来了技术人员。

　　石柱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谭伟平说，当时，周顺友向国家扶贫办提出申请，经石柱县扶贫办、县财政局、县农业局审批后，得到了195万元的扶贫贷款，再通过当地财政支付转移给他。

　　为了使周顺友在整个扶贫项目过程中有“目标指数”，当地政府与他签订“承诺书”。至于内容，石柱县农业局未作说明。

　　为了鼓励农民发展香菇种植，每户的香菇大棚给扶贫资金2000元，益民菌业有限公司补贴500元，农户自筹1000元。“这样，发展大棚的资金基本解决。”谭伟平说。而县扶贫办、农业局、财政局再根据益民菌业有限公司的工作进度拨付扶贫资金。

　　周顺友“失踪”之后，大家对“益民公司”的资质产生了怀疑。做为当时审批部门之一的石柱县农业局认为，“没有问题，当时公司的注册资金有60多万元，加之周顺友在武隆搞过几年香菇产业，不应该是骗子。”

　　扶贫款成了“唐僧肉”

　　但据“益民菌业有限公司”早期的一位财务人员介绍，公司当时账面上就是零，而维护公司运作的流动资金都是周顺友借来的。

　　就在那种“紧张”的情况下，公司运转正常，并取得了大部分农户的信赖。“每个月都要跟农民兑现一次香菇款。”公司账务相当清楚。

　　之后，公司外债越来越多，“要账的人几乎要排队了。”公司的合股人何光明也拆股走人。

　　2004年12月15日，周顺友离开公司，声称28日赶回来。年关将至，拖欠几个月的工资也该在这时结清，公司百余名员工翘首盼着28日这天。但这一天，他们没有盼到周顺友，他的手机也一直处在关机状态。

　　“公司员工最多的有9个月工资没领到，最少的也有3个月。”公司员工对记者说。

　　一位“益民公司”的办公室人员介绍，周顺友“失踪”之后，曾给他打过电话，号码显示是马来西亚的。因信号原因，没讲两句就断了。据他说，公司最后一批货就是发往马来西亚的，至少也有几十万的货款。而这笔货款还从来没体现在公司账面上。

　　事情发生后，公司员工曾向政府寻求帮助，并有人直言是相关部门对扶贫企业审批不严，对扶贫资金监管不力，对扶贫项目论证不够造成的。

　　石柱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谭伟平不这样认为，“对扶贫资金用途的监管我们是相当严格的，每个大棚是2000元扶贫资金，一个大棚5000个菌棒，我们都是点清楚了的。但事情发生后，农业局也无能为力。也没有去查找周的相关行踪，那不可能找得到。”

　　据他介绍，“益民菌业公司共得到130万元左右的扶贫资金，最后一次是去年12月19日的20万元，主要用来支付农民的香菇款。”

　　对周顺友的出走，农业局事先没有一点察觉？但谭伟平坦承，“已感觉到他们的经营艰难。”就此也曾担心周离走。“周的离开，我们认为是公司无力再经营下去了。”

　　公司是怎样的一个亏损状况，周顺友有没有携扶贫资金离走？记者几经周折，在武隆县找到当时“益民公司”出纳张庆。

　　“账上没得一分钱，每次扶贫款拨付到公司后，都用来购买原材料和支付菇款。”如今，张庆也有3个月工资未领到。他认为，周顺友是因管理混乱引发亏损而被迫离走。

　　同时，据他透露，就在去年6月份，县扶贫办拿了4万元的发票，到公司报销，“多数都是吃、住的，当时公司就有些吃紧，但扶贫办说这些费用都是为这个项目所开销的。当时公司领导到相关部门领取扶贫款时，感到困难重重，曾抱怨‘再也不想去了’”。

　　另据其他员工反映，县政府相关部门曾多次在公司进行费用报销。记者就此向当时周顺友合股人何光明求证时，他现在对此“保留意见和说法。”并征询记者，公司拖欠员工的10余万工资能否在见报后得到解决，这是他很关心的。

　　他认为：就全部账来算，公司没亏。然而不管怎样，这100多万扶贫款可能已经打了“水漂”。

　　可能打水漂的钱怎么追回？欠农民的钱如何兑现？在记者的调查中，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表示“毫无办法”。有官员这样认为：此一项目的突然死亡说明，政府扶贫行动的制度设计并不完善。在扶贫款的转移支付过程中，往往有部分资金流入了某些“能人”腰包。人们对这种带有政策色彩的扶贫贷款的认识却存在一些误差，常常把扶贫与救济等同，把它当成了“唐僧肉”。由于缺乏来自纳税人和上级机关的监督，在事实上，一些“扶贫者”在使用这笔“无主资源”少了制度的约束。最终使一些扶贫项目“昙花一现”，半途垮掉。当然，这些也有当地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急切。对需要脱贫的农民来说，在那种扶贫资源的诱惑下，从最初的亢奋到最后的失望。他们显然是没有任何依仗的“牵连者”。这时，重新审视扶贫资金的供给使用和监管方式，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