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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总理报告中承诺“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后，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叶青一直被“惊喜”包围着，“中国已经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第一步，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中国青年报》3月6日)———全部免征农业税为减轻农民负担走出了大大的一步，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强调其的积极意义都不过分，但要因此说走出了“黄宗羲定律”，那还为时尚早，充其量也就是走出了第一步而已。
历史上，在农民负担极为严重时，统治者为克服横征暴敛之害，减少税收中的流失和官员的层层盘剥，因此进行的并除税费、简化税则的税费改革可谓层出不穷，明清两代就有“征一法”、“一串铃”、“地丁合一”等等。但是，并税以后，各种名目没有了，恰好为后来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用不了多长时间，人们就“忘了”正税已经包括了从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但会重出加派，明朝学者黄宗羲将之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学者秦晖在研究这一现象后，将它称为“黄宗羲定律”。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温家宝同志到湖北代表团听取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黄宗羲定律”怪圈，说“我们不能走‘黄宗羲定律’这个怪圈，一定得跳出来。”
从今天的现实来看，农民所负担的“正税”———农业税并不很重，农民负担真正重的是各种名目的杂费、杂税，如教育附加费、屠宰税等等。因此，免征农业税后，如果各种杂费、杂税的征收降不下来，那么，毫无疑问，农民负担也无法降下来。而且，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在免征农业税后，因为财政收入不足，变着法子增加各种杂费、杂税，因此农民负担可能比免征农业税前还要更重。这样，黄宗羲所说的“积累莫返之害”的怪圈又将出现。
历史上，正税、杂费合并后，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杂费、杂税又会冒出来，是统治者真正“忘记”了正税、杂费已进行了合并吗？非也，原因就如秦晖反复提到的“统治王朝统治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不能‘量入为出’。”在我们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地方税费改革后，教育附加费合并在正税里，但过了几年，地方又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些地方财政是根据自身需要来安排收取多少的税费，而不能根据能收取多少税费来安排支出。所以，叶青代表评价说，“免征农业税”实际是一项制度创新，势必推动乡村财政改革和机构改革，让乡镇干部人数减下来———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免征农业税”并不能从根本上减少乡镇干部的数量，地方完全可以通过收取杂费、杂税来维持这些队伍。因而，只能采取其他有力措施将乡镇干部人数真正减下来，才能保证免征农业税以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落到实处。
那么，要走出“黄宗羲定律”，光是减、免税费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让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与收入要让农民、农民代表或者农民的代言人参与进来，让他们有能力影响政府的财政决策及人员编制的安排，地方政府不能随便设杂费、杂税，才不会因人设事、量出制入，农民负担才不会周而复始地减轻了又加重。正如温总理所说：“跳出来的办法，就是精简机构，改革不适应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因此，农村的税费改革走向纵深的一步，必然要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要让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能真正地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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