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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把提高个税起征点列入今年审议范畴。
西方社会有一句流行语：“人生有两件事难以逃避，一是死二是税”。税收与社会福利始终相生相伴，没有税收，社会福利就成了无水之源。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改革呼声如此之高，原因很简单：不尽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设计造成了一种“逼税效应”。即由于起征点太低，大部分税赋的交纳落到了中低收入者身上，呈现一个倒金字塔结构。由于社会的发展有一个不断增量的税收支撑，这种“逼税效应”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结果导致，中低收入者承担了大部分改革成本，还要支付大部分改革所需费用，这种双重负担显然有违公平，也有违个人所得税的初衷。
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的“拉弗曲线”对于税收阐述了一个道理：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的税率，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当税率为100%时，货币经济中的全部生产都停止了，如果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所征收，他们就不愿意在货币经济中工作……(此时)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在“拉弗曲线”中，税率有一个最优值，一旦税率的增加跨越了这一最优值，政府税收将随税率的进一步提高而减少。
如果一种制度工具脱离实际，只可能造成两种结果：第一是民众对这种不合理制度的抵制，比如想方设法逃税、“避税”，这不仅造成政府税收流失，而且降低了整个民众的道德水准。第二，如果政府要完成税收目标，就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监管，行政成本的上升与人们的自觉程度成反比，而且，还造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某种对立情绪。税收不是仅供政府开支，主要用来进行社会二次分配。税收不是简单的“取”，今天的税收之“取”是为了明天之“予”，少取多予有违经济规律，多取少予违背社会公义规则。
中国的市场化税务制度在运行了这些年之后，正在纳入两种全新的思路。
新思路之一是变“藏富于国”为“藏富于民”，从国际通行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在市场前发达阶段必然有一个累积的过程，相对较高的税收成为自然选择，国家依靠税收完成大型项目投资。这一阶段完成后，政府会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激励，我国目前正在制订一系列政策以收鼓励民企之效，而一个相对合理的税收制度(不仅仅是个人所得税)，对于个人创业、个人消费的导向作用，都不容低估。
新思路之二是改变目前个税的“贫富倒挂”上，还原到它的“良法”本质。一项有关英国的税收及福利政策调节作用的调查表明，1994-1995年，英国全部家庭的年收入按五等划分，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与最下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相比，两者的差距是19.8倍，但在计入家庭福利收入，缴纳收入税、国家保险税和地方税，获得教育、医疗等各项福利津贴以后，两者的收入差距最终缩减为3.7倍。
从另外角度讲，个税也是一项“社会良心税”，它在追问社会创造财富的意义究竟何在？是给暂时贫穷者以更多的支撑，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幸福指数”，还是使社会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中？答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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