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公共财政更多惠及三农

　　作者：高辉清

　　在中国，“建立公共财政”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多大进展。直到有一天，以“大量发行建设性投资国债”为特征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越来越多的财政支出开始向农村倾斜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公共财政正在我们身边。

　　尤其是2005年，国家财政对解决“三农问题”所给予的支持力度最大，资金投入增长也最为显著。这为缩小城乡差别提供了财力支持，也在为打造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2004年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里，许多祖祖辈辈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发现，交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居然终成历史！

　　不仅如此，政府还通过多种方式，如对种粮农民实施直接补贴，加大对农业的国债项目投资力度，对农业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调高销售农产品(资讯 行情 论坛)的个体工商户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对经营种养业和捕捞业的个体工商户或个人，实行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减免等，给农民带来的实惠高达2000亿元。

　　毫无疑问，新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以至于一些地方流行着一种说法：“过去干部下乡是两要：要命(计划生育)和要钱(农业税和提留)；现在是两给：给钱(各种补贴)和给点子(帮助农民致富)。”然而，客观地讲，农业是一个低效率的生产部门，将大量资金投入其中，如果要算经济账是不合算的。

　　那么，为什么政府还要这样做呢？表面的原因是，我们经济实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按照国际惯例应当进入“以工哺农”阶段。实质的原因则是，为了适应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我们的政府开始由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由过去事实存在的“效率第一”，开始逐步转向“兼顾公平”。

　　要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新世界(资讯 行情 论坛)，首先就必须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最大的难题。这也就必然要求，国家加速财政政策的转型，由整体意义上的、建设型积极财政政策转为面对农业的、公共服务型积极财政政策。根据中央的安排，2005年政府财政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一是落实“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即取消除烟叶之外的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良种补贴和购置大型农机补贴，其中，粮种补贴还要增加10亿元左右，农机补贴今年至少要翻一番，并还将探索对畜产品的补贴，支持使用优良种子和胚胎；二是解决“退耕还林”欠账405亿元；三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事业的支持力度，其中，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得低于70%；四是对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的县乡较大幅度地直接增加转移支付的政策；五是继续支持实施短缺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产粮大县实行奖励政策。

　　建立长效解决机制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要使得城乡差别逐渐得到和谐解决，我们必须建立长效解决机制，做一些投资长、见效慢、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第一，大规模地开展农民的技能培训。近两年，在存在巨大农村劳力剩余的时候，我国居然破天荒地出现了大面积的“民工荒”。除了农民工在城镇里的待遇太差之外，农民工的素质较低，导致部分结构性民工短缺，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加强农民劳动技能的培训，不仅有利于农民工更好地找工作和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且也是实现农村人口迁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

　　第二，精简财政负担人员，缓解基层财政困境。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负担的人数占全部财政负担人数的70%，每年需要财政开支2500亿元，但能获得的正常收入却只有1000亿元。为了弥补不足，当地政府一是额外加大企业和居民负担解决一部分，二是向各方隐性举债。目前，县乡两级债务至少在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一些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测算，得出的结论是在1～3万亿元人民币之间)，且每年在以200亿元的速度不断增长。明代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历朝税改弊端时，曾经指出一个“怪圈”：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改革的反面。当前的中国能否走出黄宗羲所说的“怪圈”，真正实现为农民减赋，关键在于加速政府转型，精简基层财政负担人数。这样一来，才能从根源上杜绝政府扰民及官民争食的现象。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任重而道远。公共财政政策的建立同样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破解城乡之间的不和谐，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建立农村社保体系，建立农村医疗救助机制等等。只要我们不断努力，总有一天，公共财政的阳光会照耀整个农村大地。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战略规划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