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新战略

　　庞中英／文

　　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中国外交正在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方面的信号已经越来越明显，形势不能说不紧迫。如何面对挑战，做出相应的外交政策调整是我们目前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提前到来的“联合压迫”

　　美国五角大楼把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公开当作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之一；以中国为对象，美日安全同盟再次加强，其战略同盟已经全球化和地区化；美日动员大规模的经济、军事和外交资源，用来救助印度洋大海啸灾难和灾后重建，其中的“中国因素”十分明显；美国新铁娘子国务卿赖斯表示，美国要介入2005年第一次“东亚高峰会议”，并强调美国不能被排斥在东亚地区进程之外。美日公开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伋鲇谙拗坪头婪吨泄�的考虑，美国和日本还与俄罗斯、印度，以及东盟国家加强关系，其制约和平衡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日本的安全政策也越来越“正常国家化”。其在亚洲事务上也越来越活跃。2004年，日本发表的防卫白皮书与防卫计划大纲，都具有日本对外政策转变的显著特征，尤其是强调高度重视亚洲地区。该防卫计划大纲称“朝鲜半岛与台湾海峡存在着非常不透明与不确定的要素”，“中国的动向值得注意”，“中国不但拥有核武与导弹战力，也不断推动海、空军的现代化，进一步扩大海洋的活动范围”。面对中国的发展，日本心态十分复杂。

　　最令人担心的是，在日本这样一个社会和经济进入“后现代化”的国家里，却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复兴(在西欧，民族主义早已过时)，政治保守主义也一点不比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逊色。而日本政治保守化的一个明显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崛起。十分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的崛起没有让中日关系接近，反而带来了中日关系的诸多问题。

　　在经济方面，尽管中国的经济分量仍然只是日本的1／4，还远不能与其人口规模和大国地位相称。但是，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1980-2000)对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是日本的两倍，为14%。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个加工厂(不是惟一的世界加工厂)，劳动力廉价、自然资源消耗巨大，为世界市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在中国制造”(不一定是“中国制造”)产品。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各国越来越多地向中国施加经济压力，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尤其是要求人民币升值和进一步贸易自由化。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中国还没有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后起世界大国，改革、现代化和发展的许多宏伟目标和艰巨任务尚未完成，国内也还存在着许多棘手的问题(诸如不断恶化的生态、结构性失业、新贫困问题、新社会分化、教育成本上升等)，与美日的实力差距仍然很大。然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和联合对付却提前到来了。

　　中国的经济实力，无论如何目前只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已，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还不高，发展的代价高昂，发展也极其不平衡，其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行业差别、贫富差别、教育差别等恐怕都是较大的。然而，中国的现实却并没有阻止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其原因不是别的，恰恰是西方战略和政策研究人士对中国潜力“政治化”的高估。

　　如何破解这种“国际联合”？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艾西利.特利斯�揂shley J. Tellis�斣谒�的《中国的宏大战略》一书中，使用老生常谈的权力均势思想，指出国际“联合回应”中国崛起的事实和趋势。他认为，中国的大战略是“保证在国内政治能力增长的同时，防止别国兴起均势联合回应这种增长”。特利斯先生描述了他认识到的“中国宏大战略”：“建立新的理论架构来确认北京追求和平的意向；强调睦邻友好政策，防止他国，特别是邻国，出现抗衡或联合的潜在可能；同时，努力利用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来平衡对部分潜在对手或者中立国的依赖；积极安抚世界霸主美国，同时利用目前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不满来加强自己抗衡美国的影响力。”

　　特利斯先生理解得也许不错。目前中国正是在如此化解美国为中心的“中国威胁论”。面对美国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只能处变不惊，不过度反应，沉着应付。同时，中国也确实需要一种更宏大和更深刻的国际战略。

　　面对“中国威胁论”的升级，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国际联合对付中国的性质。我觉得，以下几点是我们应该明白的：(1)全球化因素。这是一种全球化下的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普遍原因。中国已经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已经不是当年的“封闭社会”，但中国越是深入这个体系，与世界的摩擦和冲突就越多；(2)文明因素。尽管许多中国人学英语和尊重西方，但西方的一些人和地方并不是很尊重中国文明。2月17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参议院的发言引来议论纷纷。他说，“中国是一个我们希望并祈祷以有秩序的方式进入文明世界的国家。”这意味着，像拉氏这样的美国人还没有承认和接纳中国为国际共同体(国际社会)的一员。在这样的逻辑下，如果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加强，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一种威胁；(3)意识形态。中国和美国存在着政治价值和政治体制上的诸多差异，“人权”、“民主”和“自由”仍然是美国对付中国最方便的政治工具。搞清了问题的性质，我们才能明白应该如何回应。

　　其次，中国的国际正当性(合理性)需要进一步加强。尽管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贸组织的最大发展中成员，尽管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具有充分的国际合法性，但是，合法性不等于正当性，国际合法性的获得并不意味着国际正当性的获得。美国之所以能够动员一些国际力量联合对付中国，并不是在中国的国际合法性而是在中国的国际正当性上做文章。比如，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国家操纵货币汇率、侵犯知识产权、掠夺自然资源、降低劳动标准等因素所获得，以此来降低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上的正当性。实际上，美国和日本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中国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正当地位，以此降低中国在国际安全、世界和平中的正当性。所以，我认为，如同当年新中国在国际上争取外交承认和今天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一样，中国还要争取国际正当性的国际承认。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战略任务。

　　第三，中国不仅应该重视拥有国家力量，更要重视在国际上如何使用国家力量。为了更好地对付“中国威胁论”，中国需要转换策略：不再向世界一味强调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很低等等。我们不应再回避拥有的实力，而应该强调我们在国际上如何使用实力。其实，外部世界既重视中国的实力，也重视中国在国际上如何使用实力。而后者则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国家若不负责、不守规则、为所欲为地在世界上使用其实力，别的国家当然要十分担心。美国搞单边主义，引起世界上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国在内的反感和反对，就是一例。中国需要向世界不断强调的是，中国目前如何在世界上按照公认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负责行事，追求“良好的治理”。不仅如此，中国需要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利用自己获得的力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贡献。

　　第四，既然美日针对中国搞起了所谓的“共同战略目标”，其实，中国同样也可以与世界上反对或者反感“单边主义”的力量搞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共同战略目标。在区域层次上，中国可以与亚洲一些主张深化地区合作的国家，主要是东盟和韩国，建立起以“地区主义”或者“地区一体化”为核心的“共同战略目标”。这样的战略目标不仅为了抵消“中国威胁论”的泛滥，而是为了创造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共同未来。中国是“亚洲的中国”，如同欧洲联盟一样，亚洲联盟迟早是会出现的。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低估了欧洲共同体的潜力和可能，结果付出了很大的外交代价。美国现在已经不会低估亚洲走向一体化的前景，但却想继续使用“分而治之”的战略延缓东亚合作进程，或者使用“跨地区主义”保持美国的地区主导权。但是，美国毕竟不是东亚国家。东亚国家都需要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而地区主义、地区整合则是东亚国家面对中国崛起的最好选择。所以，中国和东亚国家完全可以取得地区一体化的共同战略目标。

　　最后，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根本还在于国内的继续改革和深化改革，建立“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非常好的做法。问题只是在于，如何真正实现这些长远的国家目标？外部制约力量毕竟是外因，只要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外部力量再大也是阻挡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