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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符定伟
特约记者 罗绮萍
改变
在某些方面，刘永好没有变化。每年的3月初，他都会到北京来，见一些人，说一些话，然后被众多的媒体围堵。
今年的3月3日下午，这一幕如期上演。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议事机构之一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3点开幕。刘永好走向宏伟的人民大会堂时，话筒、摄像机、录音笔齐齐到达，问题虽然五花八门，但都和他所掌控的新希望集团有关，该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饲养类企业。再宽泛些的话题也无非是中国当前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影响到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但刘永好变了。他不再回答这些，或者说非得有个回应不可时，也是简言结束。他想说的话是：“我的话被尊重并影响了更多的人。”
就在刘永好来北京之前的2月份，《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36条意见”经国务院批准颁布。这是基于去年初全国工商联的众多政协委员的提案形成的文件。众多的企业家在当时就推动非公制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意见，刘永好参与其中，一年后收获了果实。
“我们的意见发挥了作用。”刘永好说，36条意见在今年的“两会”前夕颁布，他觉得特别兴奋。由执政党在50多年前创立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正在越来越大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刘永好显然意识到了这点。
在这一进程中，他以及众多的企业家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单一的关注自身的企业利益到为更多公众的利益鼓与呼。
这一形象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发表了长篇讲话。他提醒党的干部要放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见解”，其中就包括对非公经济从业人员的看法。
在中国20多年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由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企业主、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自由职业都和个体户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江泽民曾郑重表示，在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且经过长期考验的前提下，要把这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引到执政党里来。
之后的一惊人之举的是，民营经济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它们已经从“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民营经济从业者的财产也得到了中国最高的法律——宪法的保护。
据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说法，2004年，私营企业投资增长47.9%，高出全国水平22.1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较2003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外贸出口增长68.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3.2个百分点，所占比重提高了3.3个百分点。
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们有更大的贡献
这些民营企业家中的另一名代表是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他的企业是位于黑龙江的大型流通企业。作为政协委员，他同样出现在北京，并于政协会议之前提到了他的想法：扶持现代流通业。
他在参加黑龙江省政协委员的晚宴期间说，为了从战略高度把流通业提升到国民经济的一个重点，首要任务是完善的产业政策，在提供土地、征收税收、融资这几个方面，作出一些政策倾斜，例如可以参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政策，即流通行业需要缴付的所得税率，由33%降至15%。
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企业家的提案很多都涉及的是关乎自身企业及相关行业的事，如刘永好今年要拿到会上说的事。他希望国家在支持农产企业规模化方面有更多优惠政策。他说，中国的三农问题，根源是竞争力不足、农产企业的规模不够大、科技投入不够、国际接轨度低。刘永好的企业是一家有20年历史的农产企业。
另一名委员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去年以来不仅走访了中西部地区的穷乡僻壤，也踏访了发达国家的许多农庄。这次他到北京来是要把自己的想法公布出来。
他说：“中国农业的落后，折射出涉农制造业在技术、装备、创新能力上的落后，以及涉农服务业产业化水平低。”解决的办法之一是，突破行政陈规，建立跨越现有行政条块的产业管理和协调职能，特别是应赋予农业和科技行政部门更宽的、涵盖涉农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管理界面。
这名政协委员，在当选浙江省工商联会长和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徐冠巨时，曾保证要分配一半以上的工作时间在政府工作上。
“宏观调控没有打击私营经济的商业活动”
这样就能理解中信泰富的老总荣智健了。他在走进人民大会堂之前匆忙地说：“过去一年的宏观调控，没有打击私营经济的商业活动。”
很明显，他在考虑国家层面上的经济政策。这名曾被《福布斯》列为中国富豪之首的老总说：“宏观调控是针对发展过多的、没有国家批准的商业活动，我们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受到影响。国家对于生产没计划、没有控制的部分加以调控，对我们反而有利。”
中信泰富是红筹股，荣智健参政颇有象征意味。正如一名企业家说的，在人民大会堂之下，没有国企业老总或者私企业老板之分，他们都是委员或者代表。
从企业层面上讲，有的民营企业家认为，他们向政府缴付的税费金额比国企业多。据最近公布的第六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信息显示，私营企业的各种交费、企业应付来自政府部门的各种摊派，以及为了搞好与政府部门官员的关系而不得不付出的各种并非合理合法的公关、招待费用等“三项支出”十分惊人。2003年，“三项支出”相当于纳税额的48.8%、企业税后净利润的68.0%、企业出资人分红的116.6%。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反对这样的说法。“如果你看统计的话，国企交的税费肯定较民企多。国企的产值，在全国占约三分之一，但国企交的税，却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当然这不是说民企与国企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现时还有些环节是国企占优的，可以进一步平等化。”秦执掌的招商局集团已有130多年的历史。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将在此次“两会”上成为话题。可是不管如何，他们作为企业家正在通过国家议政及权力机构促进社会的进步。
在这方面，第一龙浩主席韩方明要超然些。他告诉本报记者，他今年的提案是在海外建立中华文化中心，推广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
“我建议应该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和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分别建立中华文化中心，中心有几个内容，一是推广中国华文教育、武术、音乐、舞蹈等等；第二是建立图书馆、多媒体中心等，通过这些活动，我们用民间外交方式，推广中国文化。”
作为一名日益重视自己公众形象的政协委员，他将自己放在了国家的大局下。
他说美国、英国及法国在文化的推广上不但有组织而且投入很多。“这些大国都会通过推广他们的文化，提升他们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中国也应该仿效。”
中国的新一代领导核心胡锦涛说，政协是中国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团结合作的重要场所，它有利于使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和主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到充分表达。
这其中当然包含企业家。人民大会堂的空间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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