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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曳的烛光，浓香的巧克力，还有一款时尚的春装。陈林在他装饰考究的三室两厅新居里，和妻子舒适地坐在沙发上。“生活还是该有些品位！”他说，现在用钱不成问题了，就得把日子过得更有滋有味。
也许陈林没有意识到，如今和他有同感的人在长三角地区已经很多。伴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近年来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在这里迅速崛起，成为这一区域小康社
会的主体。专家们由此判断，长三角已初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的雏形。
陈林是有“绸都”之称的苏州市盛泽镇一家民营企业的销售人员。他不仅在镇上拥有自己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去年还买了一辆轿车，成为盛泽镇5000多个私家车拥有者之一。在盛泽，陈林只是个中等收入者。“盛泽镇有1000多家企业、4000多家贸易公司，全镇20万人口中，年薪12万元以上的高薪人员至少有2万多人。”盛泽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以年收入5万元以上作为中等收入的衡量指标，“在盛泽，中等收入人群会更庞大。”
繁荣与富庶“写”在街头巷尾。7家商业银行在盛泽镇密布40余个网点；肯德基快餐厅、台湾“上岛咖啡”等著名连锁店，随处可见。街上钢琴行的老板说，每架万元以上的钢琴也很热销。一位乡镇干部说，在子女教育方面，盛泽人更是舍得大笔花钱。8成中等收入家庭将其子女送到苏州、上海等地的双语学校或民办寄宿学校读书。这里的球迷甚至包机去北京观看皇马大赛，赛车爱好者集体去上海观看F1赛车比赛。
富裕的盛泽人只是长三角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缩影。在长三角，像盛泽这样的城镇星罗棋布。全国百强县中，半数以上集中于此；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也有10个在此聚集。经济的发达与社会的开放，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成长土壤和表演舞台。越来越多的经营者、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中介机构专业人员、科研人员、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以及部分外企员工，跻身中等收入群体的行列。
眼下，中国社会正处于从金字塔型结构向拥有庞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橄榄型”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国家统计局城调队一份抽样调查提出一个未正式公布的相对标准：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可算是“中产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测算，我国家庭财产在15万元至30万元之间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以每年1％的比重增长，呈加速成长态势，目前其比重已达到19％。
长三角显然已走在了前头。在这里，“中产”的途径可以是拥有高学历获得高年薪；可以是持有科技专利成果，享受智力分红；可以是自主创业，让资本增值；也可能是在资本市场上运作，时有所得。随着民资热潮的汹涌，众多中等收入者不再满足于当“白领”，纷纷加入投资者的行列。从2003年7月起，上海“有限准许在职人员开公司”，就是应对这一新形势的举措。长三角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正由过去按劳取酬为主，走向按智力、无形资产以及投资等分配的多元收益并行的格局。
上海市统计局城调队在今年1月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去年上海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拥有包括现金、储蓄、有价证券等在内的金融资产4．6万元；在上海，有近7成城镇居民家庭有自己的房产，2成多的家庭拥有两套以上房屋。由此可推知，上海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已相当高。在浙江，城调队的调查显示，这个省的中等收入家庭中，已购买住房的超过7成，拥有家用电脑的占4成多；在江苏，仅去年上半年，私家车就新增了9万辆。经济水平在江苏并不特别突出的常州，居民家庭自有房拥有率已达92．3％，户均住房建筑面积78平方米。“生活质量”的概念在这个城市越来越平民化。抽样调查显示，常州居民在外用餐消费大幅增长，2004年全市人均饮食业消费支出达742．8元，人均旅游消费支出达340．7元，全年人均消费支出高于苏州、无锡、南京等地。
在如今的长三角，无论是在买房、购车热，还是在游乐、教育等消费中，中等收入群体都扮演着主流的角色。这些收入稳定、家境殷实的中等收入人群，构成了长三角的支柱性消费群体。
“这是个好兆头！”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说，尽管衡量“中产”不只是单纯的“收入”标准，还应看其社会地位、价值观、受教育状况等，但中等收入人群在社会中的比重日益加大，无疑助推了长三角地区初现“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雏形。这对于长三角区域和整个中国社会而言，都意义深远。
中等收入人群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同时还是社会稳定的稳压器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助推器。他们大多热心社区管理和社会公益活动，其中许多人的身影已出现在下至村委、居委，上至街道、乡镇乃至区县人大、政协中，参与自治管理或参政议政。社会学家指出，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性原因。长三角经济发展拥有稳定、理性、建设、务实的社会环境，与此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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