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今年替百姓说点啥

　　本报记者：林玉 王鹤 程楠 李圆　　

　　教育收费为啥这么高

　　来自安徽农村的小章2000年上了大学，学费在她入学的这年涨到了4800元，每年还要交550元的住宿费。家庭年收入只有5000元的小章和同上大学的妹妹只好选择了助学贷款。

　　近10多年来，不少地方先后对高等教育实行高收费，以至全国都实现了普遍的收费“并轨”，这给全国学子及其家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不少家境贫寒的学生选择当时还没收费的一些师范、军事院校以及收费略少的专科学校，从而影响了他们根据自身爱好对发展方向的选择权。有的家境贫寒的学生，因高收费而痛失进一步学习深造的机会。

　　除了高等学校高收费外，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教育的高收费、乱收费现象也相当普遍。根据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的调查,在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排在第一位,位列养老和住房之前。而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2004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中，教育乱收费竟然居首位。

　　“假如我是人大代表，就会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国家必须保持教育开支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重要比重，把教育投入向基层、向教师倾斜。教育收费问题不解决，国家教育就可能成为富人的独享品，这是十分可怕的。”来自河南农村、在京打工的一位男青年说。

　　固话月租费能不能取消

　　2005年1月，北京市人大代表李铁军向市人大建议，取消电话月租费，只按使用量收费。此举再度引发了人们对取消固话月租费的关注。

　　“我和老伴一个月也打不了几个电话，交30块左右的电话费，其中月租费就占26块。”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小区的张大爷对记者说，“其实，象我们家这种情况的有很多，特别是老年人。”

　　“月租费一直就存在，对于城市白领或其他收入相对稳定的人群来讲，不是什么问题，大家早已习惯。但对农村居民以及收入较低的人群来讲，这个高昂收费让他们无力承担，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电话用户的普及。”北京工商大学教授谢志华说。

　　李铁军在建议取消月租费时曾把电信类比水网、电网业务，认为后两者同属公共服务，同样需要设备维护，但不收取月租费，因此电信业也不应该收取月租费。这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同。

　　但是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和其他一些业内专家则表示，月租费的收费方式之所以在全球通行，取决于电信业自身的特点：技术含量高更新快，需要全球范围联接，且对安全性和质量的要求都相当高。如取消月租而按通话量收费，每分钟的通话费用必然比现在有所提高，那么如此收费也给另一个消费阶层特别是政府，企业和使用电话频繁的用户带来极大影响。

　　看来，虽然广大消费者热切希望能够取消固定电话月租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美梦”暂时难圆。期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能就这个问题支出高招。

　　春运车票涨价是不是“削峰填谷”

　　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各线列车票价都有15%到20%的上浮。从表面上看，资源紧缺导致价格上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件正常的事情。但是，火车票所代表的铁路运输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垄断资源，垄断资源在紧俏的时候涨价确有“趁火打劫”之嫌。

　　对此，社会各界争议很大。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士希望在今年的两会上，会有一些代表和委员就这个问题“说道说道”。

　　“削峰填谷”，利用价格杠杆对客流进行调控，从而避免旅客过于集中，实际情况也多少验证了这种效果。但必须承认，除了“削峰填谷”的目的外，平衡利润和保证收入也是铁路部门的重要考虑。

　　同样地，飞机票在旺季也贵许多。许多人禁不住地问：这种涨价行为该不该由行政手段操控，尤其是对于这种垄断资源。

　　已有不少专家和群众提出，应该把车票销售市场化，甚至，应该对铁路运输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他们认为，现在的铁路运输仍属于垄断资源，涨价并不是市场的行为，而是行政的方式。中消协则认为，春运火车票上涨，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最关键的是侵害了公民的知情权。

　　多年的实际表明，春运买票难、客流拥挤的情况并没有因涨价而有什么变化。“现在，能买到一张票就不错了，还得东求西托。别说上浮20%，就是上浮50%也有人抢！”春运期间在北京站VIP团体票口一位排队买票的男士如是说。在三井公司工作的李女士也对记者说：“那些工作时间灵活的还好，像我们这些坐班的人，单位不放假就走不了，涨不涨价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手机单向收费咋就这么难

　　打错电话的、推销的、拉广告的、卖保险的，拥有手机的朋友多数碰到过上述“不速之客”。被打扰的烦恼倒在其次，最要命的是自己还要为这种打扰买单——因为手机收费是双向的。采访中，一些消费者再次向代表、委员呼吁：该想办法尽快取消手机双向收费了！

　　“寝室里6个人共用一部座机电话，自然得备手机，可接个电话都要那么多钱，让人无法理解。许多发达国家早就单向收费了。按照我们国家的薪资水平，单向收费再应该不过。”某大学学生小李如是说。

　　在北京打工的河南农民小张最近买了个新手机，然而，他的高兴没有持续几天，他说：“我买手机主要是为了让家里人能随时找到我，可没想到接电话也要交钱。我现在考虑把这个手机卖了，换个小灵通。”

　　专家认为，1987年我国开始建立移动通信网络时，因为初期投资巨大，为了回收这部分巨大的投资,我国制定了手机双向收费标准。现在，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已经发展壮大为世界第一，利润率全球最高，完全具备了规模效应和低成本优势，已经具备了让利于民的能力。专家认为，单向收费难以实行的主要原因就是其涉及面太广，说白了，就是各种利益主体难以找到平衡点。比如网间结算问题，各运营商的资费标准与策略千差万别，如果实行单向收费，互联互通与网间结算问题会更加复杂，还有对固网运营商的影响甚至影响到整个电信市场的竞争格局。然而这些问题基本都是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客观原因。“其实，都讨论了那么多年，这个问题总也解决不了，这次会有戏吗？但不管怎样，还是呼吁呼吁吧，因为我们太关注了！”小李无奈地说。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能否调高

　　接受记者采访的工薪阶层人士期望，自己本来收入就不高，是否能够提高个税起征点。他们期望代表委员们在两会上“催一下这个事”。

　　家住广渠门的张女士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每月工资2000多元。她表示，发工资时最郁闷的事就是看到工资条上扣掉的税。张女士认为，目前个税800元起征点太低，房价在涨、学生的学费在涨、各种福利在不断取消，个税起征点应该提高点。

　　专家介绍说，800元的起征点是1981年定的，当时收入能超过这个数字的只有少数的外籍员工。24年过去了，800至2000元的月收入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属于低收入水平，缴纳的税款虽然不多，但对其生活有很大影响。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提高个税起征点是在情理之中的。但具体提高多少合适，目前还难以定论。各地已经根据各自情况将一些福利、补助计算在扣除额内，实际免税额高于800元。如广州1400元，深圳则达到了1700元。

　　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一个核心作用是调整收入结构，平衡社会财富，抑制两极分化。“让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或不缴才是合理的！”张女士希望两会能关注这个代表广大工薪阶层利益的话题，尽早调高个税起征点。

　　看病为什么越来越贵

　　邻居小曹前几天得了感冒，发烧、头晕、喉咙疼，只好到一家社区医院看病输液三天。交款时，他被收费300多元的帐单吓了一跳，但是无奈还是付款了。三天后，他的病情没有好转，只好换了家医院再看。医生说他上次治疗有误，需要重新输液，交费时他再次被帐单吓了一跳：输液两天300多元。

　　这次感冒小曹花了近千元，同事林大姐对此却不奇怪，“上个月我女儿流感，反复折腾了一个多月才好，一天医院也没住，结果花了3000多元！”

　　前几天刚从老家回来的同事小王说，在他的老家农村，不少人因为看不起病，只好在家里吃“偏方”凑合。

　　看病为何越来越贵？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他说，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核心是要医药分家，否则医生开“贵”药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他认为，医疗开支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应提高。他说，“国家财政收入最近几年增加很快，财政投向应向医疗和教育倾斜。医疗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和收入，教育关系群众的生活和国家未来，该拿的钱，国家一定要拿。因此，我建议，今年‘两会’在审议财政预算时，代表和委员们应该要求政府加大这两个方面的投入。”

　　禁放鞭炮政策能否调整

　　2月23日，正逢元宵佳节，北京城内鞭炮隆隆、礼花绽放，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深夜。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各种烟花爆竹更是热闹得通宵达旦。不过，这一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点尴尬：按照北京市规定，只有五环外的城郊才是鞭炮燃放区。

　　“现在过年本来就没什么气氛了，要是再不让放炮，那过年还有什么意思啊？”一位市民这样抱怨道。两会前夕，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群众和专家建议：应该好好议一下城市禁放烟花爆竹的问题。今年是北京实行禁放的第十二个年头，但近两年来，放烟花爆竹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周围那么多人都在放，管都管不过来，警察到底该抓谁啊？”多位被采访的市民都抱有类似的想法。

　　屡禁难止现象的背后，是否有需要立法者反思的地方？一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禁放的主要立法根据在于，燃放烟花爆竹可能导致人员伤亡，并且引发火灾。殊不知，这些年违规生产的烟花爆竹越做越大，爆破力和杀伤力越来越强，不对这些生产厂商进行源头的规范管理，反而因担心出现问题而“一刀切”，很难达到设计效果。他建议：应顺应民意，基本解除禁放措施；在解禁的同时，政府更应切实担负起消防监管、市场监控、打假堵劣的职责。他说：“其实，作为各地人大通过的地方法规，类似北京这样的禁放问题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存在，不知这个问题全国人大能否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