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经济圈：产业联动 释放竞争力

　　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十年较力，不仅没有维持曾经领先的位置，反而在全国经济一片大好的形势下，被长、珠两大经济带赶超，拥有人力和技术优势的京津地区该如何释放能量，提高京津地区的科技竞争力?

　　本刊记者｜甄荣军 特约记者｜赵科学

　　2005年1月26日，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非法人制中外合资创业投资基金赛富成长基金在天津成立，如果仅仅是这样，可能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关键是赛富成长基金所采取的模式几乎是美国等创业投资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有限合伙”企业组织形式在中国当前法律框架下的翻版，在实现创投组织形式与国际对接的问题上，天津已然走在全国创投行业的前列。

　　为什么这样一家面向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基金落地天津，而不是与天津仅咫尺之遥、高科技产业更为发达、创投更为活跃的北京？尽管此前京津地区之间的经济规划互为独立，常常出现竞争的现象，但受长、珠两大经济带的发展经验和新崛起的浙江“产业集群”现象的刺激，最近几年，京津地区一直在探讨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上的互补与融合，尤其是在高科技行业领域。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在赛富成长基金成立的发布会上曾表示希望其能给天津经济带来新鲜血液，最好是一些能够在附近地区实现产业集群的项目。事实上赛富成长基金之所以落户天津，与天津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其本意也是希望借助赛富成长基金的模式，吸引更多的战略资金进入天津，在产业上形成与北京之间的互补格局。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虽然地区之间实现经济一体化是今后增强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关键环节，但如何规划，如何实现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确实是一个难以控制的难题，尤其是对北京、天津这样既有政治资源优势，又有自然资源优势的城市，发展模式只能在原有“惯性”的基础上逐渐转变，寻求一体化的平衡支撑点恐怕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创投困局：天津走出第一步

　　2004年的北京创投行业最知名的事情并非是哪个公司或利几许或是成功操作了哪个公司上市，而是起先名不见经传，后来成为引发反思北京创投体制的导火索—“胡晖现象”。

　　留学人员胡晖及两个创业伙伴，凭借在GE工作9年的积累，怀揣世界领先技术，于2002年6月，入驻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中关村国际孵化器有限公司，创建了一家叫做HINNOVATION(海纳维盛)远程医疗技术公司，当时注册资金是15万美元。但在公司成立之初，不仅没得到VC的青睐，同样也没有获得政府资金的支持，特别是创新基金的支持，更别提银行、担保等商业机构的支持。期间，公司遇到非常大的困难，主要研发人员十个月没领到工资，管理团队就更不用说。正在其濒临死亡之际，2004年1月18日，公司被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VITAL(威泰尔)以18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企业增值120倍。国外的战略投资者令其起死回生，投资人本身也由此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

　　有人形容，胡晖现象就好比是中关村孵出的金蛋，轻易地流到了国外。胡晖还是比较幸运的：尽管是被国外的投资者收购了企业，胡晖创办的企业还是活了下来，而更多的企业则可能夭折了。由此一些政协委员开始频频发问，并由此设立一个课题——“中关村如何解决留学人员融资难”。

　　北京正在寻找解决影响创投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天津却一直没有成为多数海归人员的首选之地，尽管天津一直在鼓励高新技术人员来津创业。

　　天津科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京津之间没有形成能够互补的产业群体，在创业者眼中，北京就是北京，天津就是天津，根本没有一个大产业环境的概念，即使天津离北京只有130多公里，有较低劳动力成本和生活成本，但还是难以与有首都概念的北京相抗衡，所以很多创业者都选中了北京。

　　而赛富成长基金的成立可以看作是天津市政府在这方面决心寻求突破的一个创举。“北京有中关村，我们也可以有啊，在北京能得到的所有优惠政策，在天津也同样，并且天津今后会更注重体制创新”。据悉，赛富基金是一家以人民币形式进行投资但是完全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运作的企业，由于采取了“非法人制”的组织形式，可以有效避免双重征税问题。

　　如何形成1+1>2的合力

　　与长三角或珠三角各城市逐渐发展为相互促进的良性产业关系相比，京津之间似乎一直是在相互竞争中彼此受伤，没有形成一种1+1>2的合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珠三角和长三角是通过竞争促进了合作，而京津地区更多的则是资源和市场的争夺，而鲜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周同时是“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小组”为数不多的专家成员之一，该小组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成立。

　　两年前，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区域发展研究室主任巨文忠带领课题组曾经将京津冀地区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做重点比较研究。他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相比，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经济实力正在下降。另外一个结论是：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产业园区云集的地区，但其科技地位却出现了明显下降。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近几年北京的清华、北大，以及天津的南开都在深圳大学城设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而中国人民大学则在苏州成立了分支机构。依靠雄厚的经济基础、开放的体制、良好的发展环境等优势，珠三角和长三角赢得了越来越多与跨国公司研发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机会。

　　问题由此而生：人才、资金并不缺乏的京津地区经济、科研实力却都在下滑，这与经济学上呈正比的资源与产出关系显然相悖。

　　事实上人们往往只看到高科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股市神话和超级大富豪，却不应忽视了另一面，即高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尤其是风险资本的最初哺育。因为京津地区主要是高科技创业，而高科技创业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家族创业或外商直接投资不同，风险很高，需要风险投资的资本支持，而京津地区在创业投资环境以及科技投融资体制上的表现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又如何呢?

　　科技部2004创投报告显示，在对2003全年的投资进行统计后发现，曾经以VC最活跃区域自称的北京，居然屈居到第五位，不仅落在上海、深圳的后面，而且还被一些后来者追上。科技部的这份创投报告对233家创投机构的调查显示，上海成为创投机构最为偏爱的投资城市，占37.8%，远远高于其他城市，相当于排名第二、第三和第四的总和。

　　缺少了发达的风险投资产业、以及国家科技创业体制的创新，高科技大发展显然缺乏长足的后劲，这是京津地区虽然拥有高密度人才，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中却仍然落败于长三角、珠三角的根本原因。

　　京津科技新干线助推产业升级

　　周立群介绍：“从北京中关村，到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以及滨海新区，分布着近10个高技术产业园区或者开发区，而且大都是国家级或省级园区，却没有形成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中关村企业起步阶段有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现象，现在几乎成了一种规律，即“两头在内，中间在外”。也就是研发和销售在中关村，但制造都到了全国各地。中间的环节大都甩到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外边，从空间来说是断开的。“长三角或珠三角就没有这种现象”。

　　事实上天津作为传统的工业制造基地，也没有与北京的研发和销售链条紧密配合起来。周立群认为：“作为北方两个特大城市，京津对地区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限，区域内产业链残缺，产业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据报道，2002年北京市400多家研发机构共转让出1400项研发成果，其中1000多项转让到了京、津、塘以外的地区。而摩托罗拉、北京现代和天津一汽丰田等大型公司，在京津之间也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联动。

　　周立群认为：“要形成京津冀经济圈，首先要实现产业要素的快速集中和自由流动，借助发达的交通体系和信息渠道，推进要素流动市场化和信息透明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若干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进而形成若干产业集群、产业带，以此为基础拓展和强化中心城市功能。”

　　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2003年9月份，经济学家提出了京津塘“科技新干线”的概念。大致规划为：在京津塘高速公路主干线两侧，分布8个高科技园区，年生产总值超过2000亿元，争取电子信息与通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产业在国内甚至全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个概念提出以来，京津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2005年5月22日，天津与北京市在京签署科技合作协议，主要内容是联手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推动京津塘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共同营造区域合作发展环境，鼓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创业资本等科技要素在区域内有序流动。

　　在两地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北京、天津正从过去“争资源、争项目”向“互相协调、共促发展”的方向转变。继北京与天津港口岸实现直通后，首都国际机场和天津滨海机场也决定加强合作，共享客货运航线并互为备降机场。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两市还决定新建京津高速公路。

　　但是，这种合作更多的是基于战术层面，多是具体项目中合作。具有战略意义的是京津在区域合作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即城市定位该如何确立？怎样才能避免京津经济之间的冲突。

　　关键在于城市经济定位

　　2005年初，国务院批准了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值得天津人关注的一点是新的北京城市规划没有提“经济中心”。总体规划明确了北京发展目标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这让一直梦想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市多了一丝希望，也给京津经济一体化产业布局留下诸多悬念。

　　北京市规划委副总规划师谈绪祥说：“对首都来说最重要的特色是政治和文化，经济是必然的，也是作为城市的一般性特质，北京要是经济中心，上海、广州也是，没有必要过多去表达经济中心的位置。对北京而言，最具特征的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化国际城市。也曾想提‘经济中心’，但经专家大量研究，认为无法表达出北京的特色，甚至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实际上，新的北京城市规划没有提“经济中心”并不意味着北京市放弃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的想法。在这份新北京总体规划中，首次把京津冀区域协调作为一项重要命题，北京仍将成为京津冀的最核心城市。根据总体规划，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合作主要体现在合理的产业布局上，比如目前北京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在东南部，新城中通州和亦庄都在这个主导方向上，以及包括顺义、平谷等与河北进行衔接。在交通方面，将加强以天津港为核心，京唐港、秦皇岛港共同组成的渤海湾枢纽港群海洋运输体系的协调，建立以北京为核心的区域高速公路和铁路运输体系，以北京首都机场为枢纽的区域航空运输体系，形成陆海空一体、国际国内便捷联系的区域交通网络。而且，即将修建的首都第二机场同时考虑到天津、河北的共同发展。

　　但是，与上海更加明确的城市定位相比，北京能否在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上海那样的辐射作用，还是一个疑问。上海曾经明确提出要为整个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而北京的首都位置决定了首先应该为党中央、国家机关提供服务。如果正如某些专家所建议的那样将北京市的行政中心、国家机关等外迁到北京的某个郊区，这样，北京的城市功能有可能分布的更加合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也可能进一步增大。

　　周立群认为，北京是当之无愧的全国性信息中心、人才科技高地、并具有发达的现代服务业。这些优势是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的，而天津具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发达的港口等交通设施，而且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已经初步具备了与北京对接的实力。天津因其较低的运营成本等因素，可以部分承担北京现代制造业生产配套基地的功能，与北京实现分工协作。而北京则可能成为京津冀甚至环渤海地区现代制造业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中心、营销中心、管理控制中心。这样，通过各城市协同努力，有序竞争，最终将该地区的人才优势、科技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京津地区成为世界一流的发达地区则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