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代表：只要政策好我还愿意当农民

　　新华网北京3月3日电 记者 程云杰 虽然距离城市的繁华只有几公里，中国数十年来对城市和农村的分治政策一直使湖北农民辛喜玉无法分享“城市户口”带来的社会福利与财富。于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她做出决定举家迁往城市，并发誓“要获得城市人的优越”。

　　15年后，这位自称在“青石板上过日子、天天打仗一样讨生活”的农村妇女毅然回到 农村。现在，她已是“全国劳动模范、农村科学致富带头人”，而“农民”这个称谓再也无法引起她“比城里人低一等的感觉”。

　　“作为农民，我感到光荣，这不仅因为我个人富了，更是因为国家的惠农政策让农民看到了希望，让我们这些因贫困而背上生活和心理负担的农民感受到了精神解放！”来北京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茅腊坪村三组农民辛喜玉说。

　　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宣布5年减免农业税后，中国已有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宣布提前免征农业税。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透露，今年仅有河北、山东、云南、广西和甘肃仍继续征收农业税，但税率会降低2个百分点以上。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幅度最快的一年，全年粮食总产量增长9％，粮食单产和当年粮食增产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扭转了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

　　辛喜玉说：“由于政策好了，抛下土地到外面找钱的农民一下子觉得土地珍贵了，开始舍得在土地和农用机械上多投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农户都愿意花上2000多元钱买台小型手扶拖拉机，在此之前，就算储蓄利率再低，用挑子挑庄稼、粪肥再累，人们也不愿拿出一毛钱。”

　　根据湖北省统计局在该省3300户农户中进行的抽样调查，2004年，当地农民人均投入农业费用706元，比上年增加161元，增幅高达29.5％。

　　辽宁省丹东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研究员、全国人大代表何晶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农业的比较效益正在提高，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生产正在迎来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个新的契机。”

　　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政府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把公民划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两大类，并将其职业和居住、生活空间固定化，以减小由于城乡差别所引起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动对工业化进程造成的压力，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农民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角色进入城市，辛喜玉就是其中一员。1986年，当看到丹江口市民只有在上午才能在农民的扁担筐里买到菜，下午和晚上都出现买菜难的现象时，辛喜玉从襄樊、河南等地买来反季节蔬菜填补了市场的空缺。

　　4年后蔬菜生意开始难做，她根据有关信息，买了一台稻谷加工机，搞粮食加工，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赚到1万元。1995年，随着粮食加工设备的更新换代、竞争者的增多，辛喜玉开始赔钱，大量加工后的碎米卖不出去积压在手里。

　　随后，她陆续做过酿造粮食酒、养猪、养鸡等生意。“虽然没给城里人端盘子、拎灰桶、和泥浆，但是我更累，累的是大脑，赚的是智慧。”

　　2001年，辛喜玉把目光投向了农村，率先承包了村里200亩荒山。她说：“城市不好呆，天天都在打仗，回乡种经济林，就像养了个‘哑巴儿子’，即使我老得不能动，这林子也能自己结果子。”

　　经过考察，辛喜玉利用贷款栽种了4000株核桃树、1万株枣树和3000株将军桃树，预计到2010年，每年可以收入10万元。此外，她家祖孙3代还种了3亩地，养猪养鸡。

　　辛喜玉说：“农业税减免让农民尝到了甜头，农民要富起来，最需要的是稳定的治本之策。党和政府已经承诺今年将继续执行惠农政策，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化的投入，这让我们觉得很塌实，心里有了方向。”

　　回首自己曾在城市和农村间挣扎徘徊的岁月，53岁的辛喜玉说：“我走过的不只是那几公里山路。如果让我选择，我还是当农民，因为现在农村有潜力，有好的政策，就看你有没有智慧和技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