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善哲 深圳报道
下午5时稍过，新安市场忽然变得人声鼎沸。陡然增加的人群，三五成群，纷纷拥了过来。他们走过天桥，听任冰冷的雨丝抽打着脸庞，脚步匆匆，脸上有畏缩，有疲惫，有彷徨。
这天是星期天，在深圳的宝安，浅红色的统一着装和别在胸口的工牌显示，他们是附近工厂的工人——现在下班了。
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时代的标本。中国20余年的改革大计，伴随着他们这一群体的诞生和壮大，他们被城里人统称为农民工。他们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到了城市却不能扎根，好似浮云漂泊在城市的上空，一阵风暴，就能轻易把他们卷走。
在珠三角，在珠三角的深圳，向来是观察农民工群体的最佳地点。农民工的到来，解构了当地的社会生态。外来工和原住民间的冲突、矛盾和融合，折射出现行体制安排的某种不妥、不力和不公。
异乡的漂泊者
一切都只是推算。
没有人能够准确计算农民工的数量。现在被官员和学者经常援引的一个数字是——1亿农村劳动人口，再加上他们的部分子女，一共有1.4亿的流动人口“暂住”在城市。
当中很大一部分人来到了珠三角。学者们原先估计广东全省的农民工大概有2000万，但在年初举行的广东省“两会”上，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一番发言，颠覆了人们的想象——广东的常住人口达到了1.1亿，半年以上和以下所有流动人口相加，全省共有流动人口4200万。
这基本符合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主任刘开明的猜测。按照刘的说法，4000万人当中绝大多数在珠三角，仅深圳和东莞两地聚居的就有1200万～1500万之多。
这与珠三角外源型的产业结构和传统的发展路径有关。
1978年，一个名叫郑可明的香港老板与深圳签订CND001号合同，开办罗湖手袋厂。从此，一种叫作“三来一补”的企业形式开始在深圳生根，并迅速被珠三角其他地区复制。
港商们把陈旧的机器搬到深圳，盖起简易的厂房，并雇佣当地农民作出口加工。由于报酬太低，缺乏保障，本地农民很快洗手不干，于是有外来的农民顶替了他们的位置——这既是珠三角出口加工贸易的发轫，也是开农民工进入珠三角的先河。
当广东社科院的丁力教授从浙江调入广东时，当地这种“三来一补”的企业曾让他感到困惑。这些企业的投资方来自海外，市场也是在海外，由外资方输入管理、技术，只是利用当地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赚取差价。而刘开明认为，外资方赚钱效应之所以明显，土地、税负倒在其次，主要是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约束的用工机制。
且先抛开“世界工厂”抑或“世界车间”的争论不谈，大量制造工厂在珠三角的沉淀，对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产生需求，而被人一再指摘的“劳动力无限供应”理论在某种情况下似乎也在应验。于是，大量农民工来到珠三角就是必然。
他们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根据刘开明掌握的资料，深圳市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70%来自工业和出口贸易，而这些都与农民工的工作有关。
让书生意气、致力于保障工人权益的刘开明感到遗憾的是，农民工的价值却没有被充分认可。深圳庆贺特区成立20周年时，对农民工的贡献轻描淡写，让刘不满：“外来工是创造深圳奇迹的生力军。”
但是，这支“生力军”却一直遭受体制性的歧视，他们漂浮在城市上空，落地生根更属奢望。
尽管马路上随处可见“宝安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的标语，但在福永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建新看来，这有点不得要领。“打工的人，从内心里是不会把这里当家的，这里没有土地，没有房子，没有亲人，更多的人都是为了工作赚钱，然后选择离开。”
现在，专家估计深圳全市人口有1000万，其中外来工不下600万。一个城市，有超过一半的人，在此工作，在此生活，却不以此为家。这似乎有点不正常。
移民城市的“二元社区”
20多年前，深圳的人口不过30万。而今，小渔村变成了人口千万的超级都市，而原住民也实实在在地尝到了开放时代的好处。
外资出钱，外来工出力，本地人出地，政府出政策——在这种模式下，当地人通过在土地上抢建厂房，继而出租给投资方，获取收益，并且，很多当地农民建造私房，出租给当地打工的外来人口。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周大鸣把当地乡镇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定义为“寄生经济”，其核心要素就是土地。
在深圳福永镇，只有4万多户籍人口却有60万的外来工，当地的企业数以千计，仅世界500强就有11家在此设厂。村民每年从村集体获得的分红和私房出租的获益足以供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
正因为如此，本地就业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就业，就显出泾渭分明的差别。根据周大鸣的调查，一个2000人的村子，就业人口大概800人，当地有企业300家，那么每个厂子派驻一个“入厂代表”(企业与村委会往往有协议，每个厂必须派驻一名本村代表，通称中方厂长)，就有300个名额，然后每个企业再派一两个报关员和财务，基本就能解决本村的就业。
本地人口和外来工两个群体互相隔绝，很少有交流的机会，周大鸣冠之以“二元社区”结构。
分配上，外来工只能接受每月1000元不到的工资，而本地人的收入以房租和分红为主，并且能享受社会保障；职业上，外来工在生产第一线，而本地人通常承担管理角色，有些人干脆不工作，成为“四不青年”(不劳动，不工作，不学习，不种田)；在娱乐方式上，本地人出入高档的娱乐场所，而外来工只能接受1元钱每首歌的卡拉ok。
“两个社区很少有彼此沟通的渠道。”周大鸣说。外来工和本地人发生关联为数不多的情形是，“比如当地人的摩托车撞了外来工”。这种情形下，两群人的实力对比显现无遗。外来工理所当然地处于不利位置。
这种“二元社区”的危害在于制造等级，酝酿矛盾。本地人由于拥有资源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歧视外来工。有趣的是，外来工的心里也歧视本地人。“他们觉得本地人除了有地缘优势，靠地吃饭，其他没什么了不起。”周大鸣说，这是外来工一种很普遍的心态。
“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
周大鸣发出警告说，这种“二元社区”是一种非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在制造矛盾，也在等待矛盾的爆发，需要人们的警惕。
他尝试分析了形成“二元社区”的原因，把矛头指向了“寄生型经济”和“地方本位政策”。
“地方本位政策”被认为是“二元社区”形成的前提，也是我国一直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的衍生。现行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把农民工阻挡在城市的无形门槛之外，而实行对本地人倾斜的政策。
“民工在城市居住的成本太高了。”刘开明说。户籍制度无法突破，社会保障若有若无，就业环境持续恶劣，子女的教育费用畸高……
对于人口负荷已接近极限的珠三角地区而言，当地政府的想法是通过产业的升级来解决问题。只要这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珠三角迁走，外来工自然就随之而去。但产业的升级，谈何容易，遇到了地方政府、企业、原住民三方“路径依赖”的抵制。
“为了GDP，基层政府不愿意；珠三角有地利之便，企业也不愿意走；而原住民从这种模式中获得了大量实质性收益，也不愿意企业搬迁。”丁力说。
这只是地方政府解决“二元社区”的一个思路。若想从全国层面标本兼治，按照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党国英的话说，就是“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
这位对农村、农民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坦言，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再局限于“增产增收”，而应通过制定城市化战略来解决。
据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朱铁臻介绍，从2001年到2003年，我国的城市化进度大致为每年1.4%。之所以速度骤增，与第五次人口普查所采取的统计口径有关，常住人口中的非户籍人口也被纳为城市人口。研究城市化的学者估计，现在中国农村还有2亿人口需要转移，每年需转移1000万。
很难想象，这些庞大的人口“漂泊”在城市的情形。
如果不漂泊，除了社会管理体制需要大刀阔斧地改动，土地制度是回避不掉的核心问题。根据现行法律，农民一旦放弃农村户口，进入城市，土地就被收归集体所有。党国英的观点，如果农民不能通过某种形式自由转让土地或土地使用权，必然就会被束缚在土地上；如果能够转让，那么出让所得能够为农民进城提供社会保障之需。
如何让农民在城市真正住下来？这是实现城乡和谐的关键一步，它需要为政者从国家战略层面加以明晰，也在考验为政者的智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