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政府师夷长技 温州苏州模式合流

近两年，温州发展速度在浙江省排在末流，使得温州很是尴尬。面对发展颓势，温州开始发力，频频采取了政经动作，温州有为政府的形象日渐丰满。

　　2004年底，随着原温州市委书记李强的升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兼萧山区委书记王建满继任温州市委书记，似将温州加强有为政府的态势推向了一个高潮。

　　温州招商引资最大的优势在于当地有为数众多、充满活力的民企，有比较完善的产业集群和物美价廉的产业配件，及各自成型、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可以为外企提供良好的配套。温州如果实施招商引资战略，很可能会克隆“萧山模式”，这也是王建满的绝招——实施“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引资战略。

　　近几年来，温州一直被如何产业升级，如何提高民企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摆脱家族制治理方式而困扰。而“以民引外”，让外企嫁接在民企上，形成“民外合璧”的局面，将会从外因上助推民企改变家族制治理方式，同时促使温州本地产业向技术密集性和资本密集性企业过渡，发展高技术产业和适合温州实际的重化产业。

　　引资战略的实施需要政府的推动，因此，温州很可能要改变一直被外界视作弱政府、无为而治的形象。外界不禁会联想：温州是否会走新苏南之路，以政府为主导发展经济呢？

　　2004年，随着苏州经济发展一路高歌、GDP总量首超深圳，新苏南模式似乎达到了中国发展样板的制高点。但这些掩盖不了新苏南模式的致命伤。新苏南模式实际上是叫好不叫座，被喻为“只长骨头，不长肉”。GDP上去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上去了，老百姓的口袋仍是鼓不起来，利润的大头被外企拿走，苏州人拿的只是一点打工钱。

　　“把富民放在发展中的优先位置，努力建设一个不含水分、人民得实惠、老百姓认可的全面小康。”这是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提出的“富民”目标。　于是苏州开始了“富民运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2004年初，苏州政府下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腾飞的决定》，苏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宣布“到2006年底全市民营经济主要经济指标比2003年翻番”的目标。之后，苏州工业园区发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38条”，从税收、政策等方面对民营企业加以支持。

　　据苏州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4年1-10月，苏州私营个体投资376.8亿元，增长38.2%。私营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全市19%的速度，当地私营经济开始显示活力。

　　这样一来，以外资经济领先工业化的“新苏南模式”，开始转向加强市场力量，积极发展民营经济，走上“内外并重、富民优先”的新路。新苏南模式似乎要趋同于温州模式。

　　虽然温州向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苏州转向以政策导向市场和富民为目标，但这两地发展模式的惯性使得各自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对于温州而言，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温州模式的灵魂，如果真是以政府为强力主导，那么温州模式也将不复存在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目前温州非公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90%以上，民企一直是温州经济中的真正市场细胞和主流，民营经济在温州的主导力量是无法动摇的。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真正细胞和主流，其当然要求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市场为主导。要温州向新苏南学习，以政府的力量主导经济发展，在“有事找市场”的温州短时间内不一定吃得开　。

　　温州问题的症结也许在于，在遵循市场主导时，应加强政府引导力量，政府应成为一个适度的有为政府，而不是绝对强势政府。温州新的领导班子如何掌握政府与市场二者的平衡，将是一个艰巨的考验。

　　从苏州来看，富民运动如何破解“富民”难题，让民企做大做强也非坦途。

　　苏州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引资版图上脱颖而出，其成功的秘诀在于一个强势政府的主导作用。在苏州的台商和外商，基本形成了一个与温州完全相反的惯例，那就是“有事找市长”，甚至芝麻般大的小事也要找政府解决。

　　温州乃至浙江政府发展民营经济最大的秘诀在于不管不问似的无为而治，让民营经济以遵循市场的方式尽力发展。让苏州政府站在一边不管不问，也许当地官员还难以适应。苏州在发展民营经济过程中，由强势政府向适度政府和市场导向转换很有必要，这也是苏州富民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发展经济的整个过程中，“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同样重要，掌握平衡甚为关键。温州与苏南的殊途同归体现了两地政府对科学发展观的认同与诠释。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中国“内外并重、国强民富”协调发展的样板，是温州与苏州同样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