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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昨日启动，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通过项目评选和群体间交流最终实现善治，也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
本报记者罗科发自北京
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作为编译局的副局长，俞可平还一直致力
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方面的学术研究，有多部著作问世。
同时，近四年来，俞可平一直倾心关注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2003年8月，由他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成立。他借助自身的优势，通过对地方政府创新的评选和推广，在基层政治创新和宏观体制变革、政府与学界之间塑造了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昨天(1日)，俞可平和他的项目专家组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了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启动仪式。其间，俞可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经出版过《增量民主与善治》一书，主张不是一蹴而就地，而是一点一滴地推动民主建设，你做的细致工作是试图实现学术与政府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在“地方创新奖”方面，如何理顺地方创新和宏观政治决策之间的关系？
俞可平：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必须要找到一个结合点。如何达到微观和宏观之间的结合也正是我们一直关注的核心，我们之所以运作“地方政府创新奖”，正是认识到互动的重要性。
比方说，地方政府创新的行为本身虽都是县以下的，但我们的地方政府创新奖却是全国性的；其次，我们对地方创新项目进行选拔的选拔委员会，里面很多成员是来自全国政府机构的官员，同时在参与项目评选时，我们邀请了地方和中央官员，为他们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还有，我们不仅仅是评奖，我们还研究它，把某地政府创新行为提出来形成新的思路，着眼于更大范围的推广。
《第一财经日报》：高校中的学者和从事具体工作的政府官员对于地方政府创新，往往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你是如何搭建这两类群体的沟通渠道？
俞可平：首先要说的是，中高层官员、媒体朋友、民间人士也都参与到最后的地方政府创新的评选活动中。而且我们在评选完之后还专门开一个会：获奖的政府官员与学者之间进行交流。通过项目评选和群体间交流最终实现善治，也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而善治的前提是善政，我们的工作直接目的是推动善政：我们对政府创新项目的评选，强调该项政府创新必须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适度的推广意义，从而展现该项政府创新的现实度。
《第一财经日报》：在评判政府创新奖方面，如何有效地反映民意？
俞可平：理论上，老百姓应该说了算，最终裁判者是公民。但从操作层面看，让老百姓评选地方政府创新是有困难的。上次很热闹的网上评议政府实际存在一些问题：代表性不全，农民不上网；程序不严谨，随机性大；人多不一定都好。
设计一套程序，把民意体现出来，这就是学者的责任。我们评选地方政府创新的整套程序无非是把老百姓对政府的评价通过我们的程序设计、制度设计体现出来。我们的程序标准其中一条是时效性，即在当地已产生效果；第二条是效益性，也就是得到活动对象的认可。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地方政府创新的评价活动已经搞了两届，共有20项创新获得了优胜奖。对于这些获奖的创新举措，你们后续做了什么工作？你的理想目标是什么？
俞可平：对于获奖的政府创新我们继续跟踪，观察该项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像两票制、公推公选在深圳先做了，后来这些创新又在河南、四川等地铺开了。同时我们也致力于项目的更大推广，民间评奖的鼓励方向是社会前进方向。我们发现获奖单位的领导绝大多数获得升迁。
我对地方政府创新的总体评价并不重要，我们的工作目标是推动政府的公共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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