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不需要人理解 一个经济大案的七年举报之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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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3月01日 21:40 周末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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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益 本报特约记者 范立祥 “这个人脑子里有雾！” 这是一句标准的“合肥式”骂人话。6年多了，举报人阎峰一直生活在这种带有侮辱性的话语里。
但他没有放弃。他选择了拎着将近两公斤重的证据，一遍一遍的举报。尽管在艰辛地举报过程中，他也直接或间接地被威胁、恐吓过。乃至现在几乎失去生活来源。 “举报不需要人理解。”在本报记者面前，阎峰噙着泪水说。而为了尽快揭露真相，阎多次“恳求”进行实名举报。 阎峰举报的是安徽省饮食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饮服公司”)的“违法问题”。离职前，他曾是该公司的一名普通的财务人员，这也使得他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证据。 阎峰的举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该公司涉嫌偷税漏税；二，该公司涉嫌走私。 “问题公司”的前世今生 安徽饮服公司内部人士提供的材料表明，该公司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曾属于原安徽省商业厅二级机构(正处级单位)，是商业厅下属的为数不多的老公司之一，长期从事行业管理工作。 从1988年开始，根据安徽省政府关于行政性公司应实行转体的要求，安徽饮服公司开始筹办实体进行商品经营业务。后来，该公司经营的业务有四大项：照相器材、技术考评培训、黄金珠宝销售、酒楼经营。 其中，照像器材是其主营项目，发展迅速，并成为日本柯尼卡、柯达感光材料、适马镜头、香港好得药水安徽代理商，在安徽省内照相器材市场的占有率曾一度达到70%以上。其中，该公司在1995年光照相器材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1000万元以上。 随着业务的做大，安徽饮服公司后来经营的感光材料还有富士胶卷、三菱相纸、德国生产的爱克发相纸等。经营的冲印感光材料药水还有：日本的富士通药水、柯尼卡药水等等。而且每种药水因冲印感光材料的时间、程序不同，有彩显、漂白、漂定、定影等系列套药等等。这些商品多从广东、厦门等地购入。 但根据阎峰的说法，从一开始这个公司的经营活动就有“问题”。作为一名财务人员，阎峰曾多次负责将该公司的许多有关上述商品的货款收取后存入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交通银行合肥市分行等多个‘账外账户’。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2002年安徽省饮服公司被并入到安徽省大型国有企业徽商集团，如今这个被阎峰举报了7年之久的公司在外人看来已经不存在。今年2月25日，该公司最后一任掌门人马邦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态度明确：“公司现在就阎峰一个人没买断工龄，可以说名存实亡了。” 举报人：我不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 2月23日，元宵节。阎峰丢下了家中的妻儿，一个人从合肥跑到南京。 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外面下着大雨，阎峰没有带伞，雨水贴着他瘦削的脸庞，不住地往下淌。没等坐下，他就提起装着资料的蓝色帆布口袋，把里面的几只颜色已经发暗的牛皮纸信封掏出来，摆在茶几上。这些信封有的甚至都缺了一个口子，但看得出很干燥，阎峰摸过一遍以后才放心地坐了下来。 接着，阎峰又从外套内袋掏出两张卡片，一张是他的身份证，一张是安徽省商业厅的工作证。他说：“我举报是想用真名，所以请你们先核实我的身份。”说话间，他专注地望着记者。 据阎峰介绍，1988年他从四川一个大学的烹饪专业毕业后进了安徽省饮食服务公司，作为当时公司中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刚踏上工作岗位的阎峰非常想在这个单位干出一番事业来。 “公司是个正处级单位，我们上班是在原来的商业厅4楼，因为有这么高的起点，所以我对它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只要有领导安排的事，都抢着去干。”阎峰说话并不很流利，几乎是一字一顿，生怕说错些什么一样，“因为我父母都在蚌埠铁道上工作，所以当时公司领导把买火车票的任务交给了我。” 直到今天，阎峰对自己买火车票的事还颇为得意：“那时候火车票没现在好买，特别是去广州和厦门的车票，我每次都要费很大劲才能买到一张‘硬卧’。”就在年轻的阎峰为自己每次都顺利完成领导指派的任务沾沾自喜时，铁路上的老朋友告诉他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他们告诉我，公司是在干贩卖走私胶卷的事，这么频繁地去广州和厦门就是为了进胶卷的。”阎峰说，“我那时就对公司失望了，堂堂的正处级单位竟然干这样的事。” 尽管阎峰很努力地去买车票，可他的行为却没有得到领导的认可。他的本职工作是做行业监督和厨师培训，而他为了去跑车票，经常要占用正常的上班时间。 “于是同一科室的领导和同事对我不满意了，说我整天不知道忙什么，而叫我去搞车票的领导也没吭声，我可能也把自己的一些情绪表现了出来，结果成了两头不讨好的人。”阎峰恨恨地说，“那些卖胶卷的人从没给我一点好处，他们个个肥得流油，但是我却一根烟都没抽到他们的。他们那些年出省出国旅游，我是全公司惟一一个没公派旅游过的人。” 后来公司不让阎峰做老行当，改做收货款和把这些钱存进合肥各大银行的事。 “这也就让我有了机会。我从1992年就开始收集那些胶卷的来源和公司货款的去向。”阎峰的资料袋里有一本本当年饮服公司打向广州厦门等公司货款的银行凭证。“我也是误打正着，起初听别人说公司在贩卖走私货，我趁公司搬家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留下，想查出是哪家公司在向我们供货。那时候公司很混乱，账本都乱扔，这里好多材料我都是从垃圾篓里拣出来的。”阎峰神情严肃地表示，那时候他注意到，公司还存在很多奇怪的账户，有的户头名字还不是公司里的人。因为在学校期间学过相关知识，阎峰认定公司存在很大的问题，但究竟出在什么地方，自己并不知道。所以他只是留心把能拿到手的公司文件资料、账目凭据都搜集起来。 1998年，阎峰终于在公司内部文件上发现了端倪。 “1998年公司的实际销售额为4400万元，而向税务部门的纳税申报仅1032万元，由此我推断出公司销售额中的75%都被隐匿到账外了。”阎峰又拿出《1997年安徽省饮食服务公司97年度财务分析》和《经营目标责任状(草案)》，财务分析中有关照相站的销售额是1230万元，而在责任状中却写着：“照相站98年将努力开拓经营，扩大销售……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97年销售总额)4500万元。”阎峰说：“这两组数字让我感觉出公司确实存在了账外账的问题。” 说到这，阎峰的眼圈都红了，“我知道那些情况后，就再也不想呆下去了，一直想从单位调走，想到学校去教书，后来学校也联系好了，我们单位还是不放。而且，那年我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要减员增效，我就属于被减员的对象。” 1998年底，阎峰没跟妻子商量，就写了举报信给国家税务总局。“我不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不怕报复。” 阎峰说，举报信写出后，公司里虽然没人敢和他搭理了，但他还是能够自由进出办公室，拿到那些账本。 国税局：两次查处结果悬殊 2月25日上午，记者亲赴合肥，调查事情是否真如阎峰所讲的那样。在安徽省国税局稽查局，局长蔡友告诉本报记者，起初在接到多次举报后，合肥市国税局曾对安徽饮服公司的购销不入账、偷逃国家税收的行为进行调查。查明结果是，该公司在1997年5月至1998年12月期间，通过开设秘密银行账户、购货不取得发票、销售也不开具发票等手段，进行账外经营，销售额达1648.63万元，偷逃增值税280.3万元。 1999年5月12日，合肥市国税局给安徽饮服公司下达了“税务处理决定书”【99合国税稽发第60015号】，对该企业作出处罚：未按规定取得和开具发票的违法行为，处以9000元的罚款；所偷逃的增值税2802683.39元，予以追缴；不列收入，进行虚假申报，少缴应纳税款的偷税行为，处以所偷税款的一倍的罚款，计2802683.39元；以上三项应补缴增值税、罚款合计5614366.78元。 “这个查处结果与实际违法情况出入很大。”阎峰很坚定地指出，“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设立了‘账外账’，采取‘体外循环’、多头银行开户等手段，隐匿销售收入3.6亿元(含2.5亿元的走私货物)，偷逃国家税款6100万元(增值税)，赴广东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触目惊心，堪称‘小远华’案件！” 于是他继续坚持举报，并把材料寄到了国务院。 蔡友证实，事情确是这样，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亲自批示，要求从严查处此事。随后，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国税总局局长谢旭人等多位中央高层也先后批示，责令安徽当地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严查。安徽的有关部门也再次开展了调查，但并无更多收获。而且，有关走私的问题更没有任何结论。 但阎峰并没有就此罢手。“饮服公司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这些。”他把材料寄给了公安部和安徽省省长王金山、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王太华和其他一些相关部门。 公安部和安徽省高层对此也给予了高度关注。王金山、王太华也先后批示，要求安徽省国税局重新调查安徽饮服公司。 公安部经侦局六处调研员苏铁民告诉记者，他和该处的王处长曾于2003年12月份和2004年4月份先后两次来到合肥专门督办此案。 蔡友透露，2004年5月份，安徽省国税部门配合公安部，从安徽饮服公司的账面上已查实账外经营感光材料、药水约1.4亿元人民币，偷逃流通领域增值税2300万元左右。 “查处的数额比过去大一些。”蔡友说。他的解释是，以前在调查时，“数据调不过来”，后来的数据还是“公安部门搞过来的”。但他也表示，阎峰的一些数据是根据“一些领导讲话分析出来的，作为证据站不住脚。” “(单靠国税部门)很难进行到底。”蔡友一脸无奈地说。比如在查处“账外经营”这一块，“以前国税局就没有查出来”，后来“还是公安部门查的”。因为“有些数据他(当事人)不拿出来，(国税局)也没办法。 海关：“购私”证据不足 安徽饮食服务公司是否涉嫌走私这一问题，更是一直没有盖棺定论。 “十几年来，这些走私的感光材料、药水等商品销往皖西、皖北、皖中及河南等地，涉及金额约2.5亿元人民币。”阎峰如是对记者说。 但在采访中，记者没有从有关部门得到肯定的答复。2月25日，合肥市海关稽私局情报处处长李麒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按照有关规定，走私指的是某公司绕开海关检查，直接从海外购进商品。据此，如果安徽饮服公司的供货单位涉嫌走私的话，其涉嫌的只是“购私”行为。 不过，李麒麟说，为此合肥海关已经查了两年多了，但因为“该公司原来的账户已经不存在”，所以一无所获。 他透露，此前，合肥海关曾请广州海关协作调查广州高菱摄影器材公司。但“那边(广州海关)说这个单位以前存在，但现在已注销了，找不到了”。所以，合肥海关不予立案。对此，合肥海关专门向中国海关总署和安徽省纪委打过相关报告。 合肥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则认为，位于广州的高菱公司有可能在1999年合肥市国税局对安徽饮服公司的偷税情况作过处罚后，自行到当地工商部门注销了。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高菱公司在广州注销后，已经在杭州重新注册，但已经换了个名字。而在杭州的这个公司的网站上，仍然提到其前身即为广州高菱公司。更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的这家公司目前仍然在从事以前的“老本行”。 李麒麟接着说：“我们也请杭州(海)关帮忙调查过那家公司，但现在的结果是拿不出直接的证据说人家走私。希望举报人能拿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高菱公司涉嫌走私。” “我一个小小的公民，哪有这个能力再跑到广州去调查它(高菱公司)的走私情况呢？”阎峰无奈地说。 不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感光材料、药水是限制性进口商品及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本报记者根据内部人士提供的材料发现，安徽饮服公司此前经营的上述商品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国外生产，国内无任何独资、合资、合作厂家；无进货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无进口证明；无行政执法部门的罚没证明。 “根据这些，就足以说明安徽饮服公司存在‘购私’行为了。”合肥市一位律师表示。李麒麟则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光凭没有生产地址来推测，那不能说别人走私，我们海关要讲证据。 ? 不过，后来由于自身经营问题，再加上国税部门的查处，2002年年中，安徽省饮服公司被并入到安徽省大型国有企业徽商集团。后来安徽省有关高层批示要求查处饮服公司的问题时，徽商集团也曾专门成立一个工作组调查此事。 不过，徽商集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层干部告诉记者，如今，饮服公司已经被职工买断，其前任负责人尽管应该对偷税等问题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该负责人后来只是被要求“退休”了。“事情早过去了，干吗还要追究呢？”他表示“不可理解”。 那么，安徽饮服公司并入徽商集团后，其没有卖完的照相器材哪去了呢？阎峰认为，饮服公司违法问题被查处后，1999年9月21日，该公司职工汪卫生离开饮服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合肥捷成影像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称“捷成公司”)，汪为法人代表。而这就是没卖完的照相器材的下落地。 本报记者从合肥市工商局了解到，捷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照相器材、影楼设备及用品销售，摄影等等。 在采访中，饮服公司的多名职工告诉本报记者，在这期间，汪与饮服公司的一位专门负责照相器材的杨姓副总来往甚为密切。他们还都承认，曾看到饮服公司的照相器材被“连夜用货车拉到了捷成公司”。 但汪卫生在电话里对此断然否认。他告诉记者，他属于饮服公司下岗职工，注册捷成公司只是为了谋生，和饮服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杨总人很热情，的确帮了我不少忙”。 不过，“巧合”的是，本报记者在合肥市工商局了解到，该局查获，2002年8月，捷成公司曾分两次以9.8元／只的价格从广东佛山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购进日本原装柯尼卡胶卷9000只。主要是因为当事人对所销售的日本原装柯尼卡胶卷提供不出合法经销单位的合法发票和合法有效的进口手续，工商局依法没收该公司销货款2.8万元，罚款1.7万元。 对此，汪卫生说，这很正常：“任何一个做生意的，(不管)生意做多大的，都要打政策‘擦边球’。” “即使根据国税部门查处的结果，饮服公司负责人也应该被问责，但现在没有一个人受到查处。”阎峰说。 更值得关注的是，安徽省国税部门当初开出的各项“罚款”，饮服公司直到现在也没有上缴。其最后一任负责人马邦山称：“公司要缴那么巨大的罚款，缴不起，所以关门了。” 一位曾参与此案调查的执法部门工作人员透露，1999年6月份，也就是安徽省饮服公司违法问题败露后，原安徽省商业厅曾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饮服公司的“通融”工作。而该饮服公司的一位副总的父亲曾是该商业厅一位负责人。 对于此，公安部苏铁民慨叹：“地方上还在拖。”他表示：“这个案子年头比较长了，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关系比较复杂。” 苏同时指出，这看起来是一起普通的案子，但却深刻地反映了一些必须足够重视的问题。比如，尽管有些案件是公安部亲自督办，但“主要办案还是在当地，还要靠当地的办案人员来配合”。所以，有些案件一旦“和地方上的权威部门有一些钱权交易，‘盖子’就很难一下子揭开”。 苏铁民还同时感叹，牵涉到走私方面的查处权限，原来属于公安机关所有，但后来划给了海关部门，所以这一类案件公安机关直接介入还有不少困难。“我们下一步准备请海关总署协助调查。”苏说。 记者快要截稿的时候，阎峰打电话对记者说：“无论如何请把我的真名和举报意图都写在报纸上，公安部的人告诉我，只有身份完全公开，我可能遭遇的打击报复才会降到最低。他们(饮服公司)这些年的日子不好过，万一案子被完全揭开了，打击面会很大，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合肥，万一出个事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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