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经济36条意见颁行 踏出破解无形壁垒第一步

    本报记者 费常泰 杭州报道

　　2月24日，新华社全文播发《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对于相关各界来说，这份期盼已久的纲领性文件或许是这个春天的最好礼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俗称为“非公36条”的文件指向性更加明确，重点指出将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但对于如何贯彻执行该意见，各界仍有疑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对本报记者表示，地方政府要真正地落实市场准入，就必须防止明宽暗紧，防止相关部门的部门利益参与其中。“如果只是定了原则却没有具体措施，可能人家还是不会放心，怕政策会改变。”

　　从“40条”到“36条”

　　在一年半时间内，这份经过反复调研修改的文件从最初的40款条文删减至36条。

　　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介绍，这项重大经济政策的出台，有赖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2003年下半年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当前面临的已不是单纯的经济层面上的问题，而需要从政治上加以解决。

　　“就是说国家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其‘正名’，使之不再受观念和政策的歧视，并逐步做到和其他公有经济成分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发展条件。” 保育钧说。

　　2004年2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该调查报告做了批示，指出“宏观调控不是冲着民营企业来的”，“对待非公有制经济要按十六大的精神”。他同时要求有关部门着手研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政策性问题，最好形成指导性文件。

　　自此，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牵头成立了促进非公经济重大政策专题研究小组，科技部、财政部等24个小组成员单位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和修改。

　　2004年7月24日国务院的青岛会议，以及8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温州召开的座谈会，均重点讨论了这个全称为《促进非公经济发展政策性文件框架思路》的文件，涉及到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融资渠道、企业维权和政府监管等内容。当时，本报记者获得的征求意见稿共分为7部分36条，而青岛会议时该文件为40条。

　　据透露，温家宝曾多次批示，要求“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消除体制性障碍”，使民企享受“同等待遇”，“实现公平竞争”。

　　一位参与文件起草的国家发改委官员告诉记者，1月12日，呈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文件在原则通过后，有一位高层人士认为该文件宜粗不宜细，这样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在配套政策措施方面制定得更为完善具体。

　　因此，有关部门又对“36条”做出微调，增删及合并了一些条文并最终定稿。同时，该文件着重强调，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非禁即入”？

　　有观点认为，《意见》虽然具有诸多政策亮点，非公经济真正介入一些垄断行业的道路仍旧漫长。以兴办民营银行为例，民营资本或许很难在朝夕之间实现这个梦想。

　　1月13日，有民营银行之父之称的经济学家徐滇庆对媒体表示，国务院原则通过《意见》堪比晚到的春风，民营银行试点终于到了突破的前夜。

　　按照中国加入WTO的有关承诺，2006年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而在当下，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并没有让人们看到中国银行业的前途，发生在中行的卷款潜逃事件再次向人们证明，仅仅是转换一下产权形式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一些行业主管部门官员却不这样看问题。

　　“你组建民营银行到底要干什么？是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还是为了寻找一个新的投资渠道？”1月16日，银监会高层在出席“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时，给社会上一度兴起的办民营银行热泼了“冷水”。

　　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一位高管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会”时，更是发出了一连串疑惑：“究竟什么是民营银行？能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吗？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产权，还是其他问题？”

　　那么，《意见》能否如各界预期，彻底消除对非公经济的歧视，真正实现“非禁即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对本报记者直言：“在政策上，让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一律平等，就是真正支持民营企业。虽然中央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落实不了，关键原因就在于这些政策要依靠政府各部门去落实。”

　　《意见》起草组成员、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徐善长也向本报记者表示，现在制约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些体制障碍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性解决。首先，就是垄断行业的进入问题。例如，广电、民航、电力、电信、石油、石化及其他资源垄断性行业，其改革较为滞后，虽然法律上没有禁止非公经济进入，但真正要进入还是非常难。

　　其次，金融体制改革有待于进一步到位。目前非公经济在市场要素使用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比如，中国全社会贷款的70%左右都贷给了国有企业，非公经济得到的贷款较少，而在许多领域，非公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比国有经济要高。

　　另外，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措施缺失、土地调控的杠杆作用不明显以及市场准入限制仍然比较多等等问题，这些体制障碍都难以迅速消除。

　　(本报记者柯志雄、周扬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