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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曙光
“增强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是历年两会代表和委员们的一个热门话题。现代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一方面在规模上，另一方面在质量上。而经济发展的质量取决于经济的知识(科技)含量，知识含量又取决于其创新程度，创新程度又有赖于创新机制，而创新机制的一个关键就是知识产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块心病。
按照经济学的企业利润分布，技术研发和品牌价值是高利润区，而加工制造是低利润区，这就是“U”字型的所谓“笑脸定律”。以现行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来做，中国大多数企业毫无选择地被压迫在了低利润区，而“知识产权保护”就是确保这一利润模式的撒手锏，无论是核心技术还是著名品牌，大都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里。中国很多制造业的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70%～80%，但销售额只占6%～7%，就是我们自以为是高科技的IT行业，利润甚至比工业制造业还低。要么是贴牌生产(OEM)，要么交专利费，这就是中国企业目前最大的困惑。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国内人士一般是两种心态：一种是抱怨，认为这一规则不公平，超出了中国经济现有的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另一种是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现在还保护得远远不够，达不到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包括国内法律和政府间签订的国际条约两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随着中国国际贸易额的迅速增长，事关中国企业知识产权的纠纷大大增多，尤其是中美间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问题的突出地位，给人们的感觉是中国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似乎也是在国际压力的情况下采取的。因此，社会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抵触情绪日渐浓厚。当然，每一起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都肯定有非常明确的企业利益，这根本用不着去分析。任何一家企业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后，都要将其利润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谋求技术霸权”。但如果我们仅仅把知识产权制度当成与跨国公司博弈的一种策略，一招一式地去拆解，不去领会知识产权制度的精髓，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伤害将会是非常深远的。
纵观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自1623年英国颁布《垄断法规》，开始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来，经济创新活动就被注入了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因为这一制度确保自然人或法人在无形资产方面投入的“可收益性”。可以说，没有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建立，就不会有今天日新月异的科技社会的到来。现在，发达国家掌握了科技制高点后，知识产权制度更是被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如日本在经历了“教育立国”、“技术立国”阶段后，2002年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提出以“知识产权立国”。美国也制定了“21世纪专利发展纲要”。
相比之下，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关注重点还仅仅停留在一些国内企业被跨国公司打击、限制、制裁的事件上，停留在对一些条约的承诺上，而较少关注知识产权制度中最核心的东西，较少关注它对本国经济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而鼓励和保护人们的创造性，并能使人们的创造性获得物质上的回报，这才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最根本的出发点。现在人们经常评论国家科研投入不足，企业科研投入不足，而从创新机制上探究相对较少。从农贸市场上的假冒名牌到网站肆无忌惮的侵权，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普遍漠视是扼杀人们创新精神的毒药。我国每年的科研经费投入有1000多亿元，而一家跨国公司动辄几百亿元，短期内中国想从绝对值上赶上发达国家的科研投入很难；而走仿制道路，留给中国企业的时间和空间也越来越少。退出经济全球化游戏已无可能，并且这也不可能促使中国科技进步；守在低端经济又心有不甘，那只有一条路，就是建立健全立足于本国经济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促进本国自主科技创新发展。现在很多国内企业并非不愿意加大科研投入，而是顾虑重重，国内企业常有“科技先烈”之说，就是走创新之路的企业往往成为牺牲品，而后来仿冒跟进者大大受益，企业的商业秘密很难得到保障，企业培养的科研人员很容易被别人挖走，这些都会成为影响科技创新活动的障碍。
所以，我们应根据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从本国经济实际情况出发，将科技研发的主体从政府转向企业，科研成果从评比导向转为以市场为导向，科研投入的重点从物转为人，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愿意创新，敢于创新。特别加强在我们还有一些优势的领域，如传统文化、中医药方面的保护开发和保护，使我们知识产权制度更贴近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贴近中国企业的需要，多一项专利就多一个与对手竞争的砝码，激发全民族的创新意识，这很可能比简单地由政府增加科研经费更有效。这才是中国经济走出低端困境的根本之道。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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