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锡文：中央1号文件得到农民衷心拥护

　　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

　　记者：“1号文件”这几个字本身就有很大的含金量，它对全国亿万农民的鼓舞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但也有人心存疑问，去年的1号文件究竟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引领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走出低谷？

　　陈锡文：去年农业能取

　　得那么好的成绩，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要说1号文件有什么“灵丹妙药”，那就是直接给农民实惠，帮助农民增收，贯穿其中的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也是新一届政府的执政理念。

　　仅举一例。农业的基本功能是向社会提供食品，要增加农产品供给，就必须保障农业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尽管当时的供求形势迫切需要粮食生产尽快回升，但文件中没有任何强制农民种粮的内容，而是围绕增加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的收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对种粮农民实行普遍的直接补贴，加快减免农业税的步伐，对主产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等。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去年农民直接得到的实惠就是450亿元。种粮不纳税还发补贴，这是从古到今没有过的事情，农民怎么能没有积极性？！再比如强调要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帮助农民工清欠工资和征地补偿款，怎么能不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要让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必须城乡统筹。而城乡统筹发展，重要的不是农业部门自己统筹，而是要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尤其是掌管资源分配的部门从思想观念上要有重大变化。

　　记者：去年在农村采访，不少干部、群众都觉得很舒心，认为照这样下去，真的有奔头了。是不是可以认为，农村发展的又一个大好春天真的来了？

　　陈锡文：我对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对我国的国情、国力，对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脉络都有清醒的判断和准确的把握。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各国工业化初期都是农业给工业、城市的发展提供积累，但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是带有普遍性的两个趋向。在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又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的发展。“两个趋向”的判断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处理我国工农和城乡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记者：对我国是否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以前学界曾经有不同意见。

　　陈锡文：不同的看法现在也有，这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很正常。但我个人认为，“两个趋向”的提出非常及时，非常符合实际。首先是有条件。从GDP的构成上看，农业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以下；在全国的财政收入中，只有不到1%来自农业税。虽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总体上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实力。其次是有必要。尽管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大多数人口在农村的局面还没有改变，如果没有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持，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三，从这两年的实践看，各级政府调整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了对农业的扶持和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大了对农村的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效果是很明显的。

　　记者：有人担心，加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力度，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会不会放慢？

　　陈锡文：工业反哺农业，并不是说工业化、城市化要停下来，也不是说，国家要把“三农”的事情全包下来，而是说要锦上少添花，雪中多送炭。现在有些城市，如果三五年不去，再去就变得认不出来了，可是在欠发达地区，不少村、户，十年八年不去，却是面貌依旧。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那可不是平均数意义上的小康，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过去对农村、农民欠账太多，今后只要国家财力许可，就应向农业农村倾斜。城市建得再漂亮，马路修得再宽，如果农村凋敝，农业衰弱，农民富不起来，经济也难以长久繁荣，反而会拖了国家现代化的后腿。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能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记者：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把重点放在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上。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突出一个主题，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陈锡文：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这届政府有自己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工作部署，2004年1号文件突出促进农民增收，2005年突出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样针对薄弱环节，突出重点，以主题带动其它工作，便于把问题讲透，便于出政策，一届政府下来，可以干好几件大事。

　　记者：去年和今年的两个1号文件，虽然各有侧重，但是促进粮食增产都是重要的内容。如果哪年又出现粮仓爆满的情形，那些给农民的扶持、补贴还会有吗？

　　陈锡文：那些优惠政策并不简单是为了粮食。就拿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来说，不仅要保护耕地，搞好农田水利和科技推广，也要提高农产品转化加工能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改善农村的道路、通讯及其他基础设施。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制定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基本依据。今后，粮食的供求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补贴的具体内容有可能调整，但是随着国家财力的壮大，对农业和农民的扶持，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记者 江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