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官员称三农问题已非解决不可

　　——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

　　人民网记者　江夏

　　记者：春节之前，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和全国人民见面了。选择这个时间发表这个重要文件，您认为中央有什么考虑？

　　陈锡文：今年春天来得早，我理解，中央就是要尽早给全国农民一个明确的信息：去年已经实行的好政策不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减，支持的力度还要加大。原原本本地把中央的政策交给群众，便于他们抓住农时，安排来年的生产和经营。

　　记者：您怎样看待去年的农村形势？

　　陈锡文：去年对农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年。粮食增产之多，农民增收幅度之大，确实出乎意料。去年粮食生产扭转了1999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比上年增产776亿斤，是建国55年来的第五个高产年，也是粮食增产最多的一年。增产770多亿斤是个什么概念？接近我国粮食产量最高的河南省一年的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比上年增长了6.8％，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粮食产量的止跌回升，农民收入增长的明显加快，应该说是去年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

　　记者：前些年，全社会对农业的关注不断升温，“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不绝于耳。农民负担问题、农民失地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连续几年成为“两会”代表反映最集中的热点问题。到了2003年，连曾经吃不了、存不下、卖不掉的粮食也开始紧张，大家都在问，中国的农业到底怎么了？

　　陈锡文：回过头来看，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大家对农业还很乐观，从1995年—1999年，粮食连续5年丰收，其中有3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农业，粮食充裕，价格便宜，按当时的观念，这就是农业形势好的标志了。其实这个时期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困难的时期，农民手里有粮没钱，农村社会积累了很多矛盾。粮食的增长其实已经潜藏着很多危机了。2000年，农民收入问题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受到高度重视，会议期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句话专门被加进文件。

　　记者：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对这些问题可能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陈锡文：事实上，世纪之交前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农业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首先，粮食连续5年丰收，社会库存猛增，供求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粮价持续低迷达7年之久。

　　其次，2000年我国宣布实现总体小康，GDP翻两番，人均达到800美元。城镇居民收入提高较快，其消费结构随之快速变化，到2003年恩格尔系数比10年前降低了13个百分点，这在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这表明城镇居民生活费开支的新增部分主要用在了房子、汽车、子女教育、通讯、旅游等方面，而农产品供给的能力提高了，但市场的扩大却更困难了。

　　第三，新技术革命带来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使乡镇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到1996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1.35亿人，但是此后的7年，这个数字却是减少的，直到去年才重新超出。这表明，通过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也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第四，经济全球化浪潮涌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提供了机遇，但也带来了国外农产品进口可能增加的压力。

　　归结起来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农业的比重迅速下降，创造新的财富，主要靠非农产业，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向城市集中，而农村人口却没有相应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7∶1扩大到3.23∶1。到2003年前后，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1亿亩，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两亿多亩，粮食连年减产，年产量的峰谷之间差了1600亿斤，相当于两个河南省颗粒无收，农民收入的增幅多年在低位徘徊。农村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此时向国民经济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

　　记者：新一届政府对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这些问题是怎样认识的？

　　陈锡文：中央高度重视农业是一贯的，但是经济发展有阶段性，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更深刻了，思路更清晰了。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03年中央关于农业农村工作意见中，要求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2004年的中央1号文件，更是对去年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出现重大转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记者：在时隔18年之后，中央决定重新把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定为1号文件，是一种特殊的安排吗？

　　陈锡文：尽管序号并不能完全代表文件的重要程度，但是2004年把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作为1号文件，确是中央特意安排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专门制定一个促进农民增收的文件，这在我国建国以后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三农”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应该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2004年1号文件就讲农民增收，就是要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农村改革初期，从1982—1986年，中央连续5年，每年发布一个1号文件，曾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实现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给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时隔多年，但许多农村的干部、群众仍对中央1号文件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农村工作文件作为2004年中央1号文件的提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为此，按惯例应该在2004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特意被提前到2003年年末，使会议的文件顺理成章地排在来年1号的位置上。

　　《人民日报》(2005年02月24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