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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足球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2月20日 15:47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杨 磊 北京报道

  2月17日下午,在北京龙潭湖路丙3号驻地,短短半个小时,笼罩了整整一个春节长假的谜底终于揭开。国家体育总局在此宣布,谢亚龙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免去阎世铎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职务,调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任局长、党委副书记。

  正如外界所估计的,国家体育总局新局长刘鹏上任的第一把火终于烧到了中国足协。

  十三年前,也就是1992年3月20日在红山口会议上,第一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王俊生作出发展职业化足球的决议——这次会议亦被称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他奠定了中国足球产业的基础。

  而在此十年之后,又一次重要会议在深圳召开,第二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阎世铎作出“组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决定。这次会议则被视为中国足球走向没落的开始。

  很多人在等待答案——第三任谢亚龙的到来,将会为中国足球产业带来什么?

  一介儒生走向火山口

  无法判断阎世铎之前有没有听到下课的风声,但谢亚龙显然已经做好了接班的准备。

  早在半年前,有关阎世铎即将下课的消息就已经广为流传。“问题已经不是他会不会走,而是什么时候走,或者用什么方法走”,一份体育媒体在社论上曾经这样定义,阎世铎的离开,对很多人来说都意味着一种解脱。

  但谢亚龙的出现,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这是一介书生。谢亚龙曾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在过去十余年间,他有过担任中国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经历,但很少有人认为他在那个位置上获得了成功。被外界经常记起的,只是他一系列有关中国体育产业化的论文。外界更喜欢将谢亚龙视为一个喜欢进行哲学思维的学者,而不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管理者。

  甚至就连谢亚龙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官员。在去年6月的一次邂逅中,谢亚龙曾经不禁感慨地告诉本报记者,“我认为,即使作为一个领导,也必须要有学者风范”。

  当时的一位在座者说,如果某日谢亚龙再度出仕重要职位的话,这句话将会被重新解读。而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

  2月18日,一家体育媒体用通栏标题对谢的获任作出定义:一介书生走向火山口。

  这是谢亚龙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过去多年的职业化进程中,中国足球并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成绩,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足协的角色在群体性鄙视中被丑化。

  有说法称,在同级别政府机构中,中国足球管理中心或许是最忙碌的一个。就其勤恳和亲和来说,足协几乎可为其他国家机关的表率:这个机构的公务员每周上班5天,而周末由于联赛又要继续加班,很少能有完整的休息日。一些主要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接受来自公众的巨大压力。

  但是,即便如此,从整个中国足球产业化的要求出发,足协的服务精神和能力,还是受到了广泛而激烈的抨击。

  正如外界将会长久的将“学者”“儒生”这样的字眼跟谢亚龙联系起来一样,外界也必然会对谢亚龙之后的中国足协保持以往的定义,这是一个庞大而又高度僵化的机构——换马只是足协可能新生的契机之一,而并不意味着必然。

  谢亚龙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中国足球的现实的确很严峻,一方面是很高的期望值,一方面又是很不理想的成绩,加上职业联赛在很多因素的干扰之下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无论谁在这个位置上,都很不好干,这个担子很重……“足球中心主任是一个干活的职位,我来这里,就是来干活的,至于干得怎么样,我希望用时间来证明”。

  谢氏其人与公益足球论

  来自体育总局的消息说,早在春节之前,有关阎世铎调离的决定已经作出,但继任者究竟是谁,尚还无法定夺。

  就连中国足协的一些高层都不清楚,谢亚龙究竟是如何胜出的。有人推测,谢亚龙真正进入高层视野是在去年10月“投资商夺权运动”中的一番言论,当时他以一篇《孙悟空的产权究竟应该归谁》的论文在舆论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时,谢仅是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的二把手,业界几乎没有人会意识到谢会最终执掌足协大权。在更早的2002年,他卸任国家田径管理中心主任一职,当时公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田径项目成绩不好,领导需要承担责任。而在国家体育总局内部,正职正司局级任副职副司局级者,谢是惟一一个。

  一位体育总局的消息人士称,形势在春节之后趋于明朗。当时进入高层考察的可能接任者有三个,谢亚龙的排名并不靠前。

  但在高层征求候选人意见时,仅有谢亚龙一人明确表态,非常愿意到这个岗位上来,并且很有信心在这个新的领域中做出点成绩来。这被认为是谢亚龙最终胜出的最关键因素。

  不无巧合的是,2004年12月,谢亚龙发表了一篇与中国足球相关的论文《足球联赛的产权与公共产品的供给》。

  在这篇文章中,他将中国足球联赛定位为“准公共产品”,并直言“联赛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搞足球比赛不为赚钱,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很多人尚还记得,当时足球投资人要求中国足协下放权力时,阎世铎亦曾抛出“人民足球论”,其论点与谢亚龙有异曲同工之味。

  而在当时,阎世铎几乎招致了全国媒体和球迷的群体性口诛笔伐,以至于谢的观点被淹没在对阎世铎的骂声之中,并未获得太多反响。

  按照一位学者的归纳,谢有关中国足球产业的所有观点中有三个要素:要建立健全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现代产权制度;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足协要彻底摒弃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体制,要下决心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以确保中国联赛健康持续的发展。

  但在谢亚龙的言论中,上述要素均有一个重要前提,中国足球产业化既要坚持公益性原则,又有经营性质,还具有部分的排他性和一定的市场竞争性。

  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样的言论将会决定谢亚龙的工作脉络,这也将是在他任期内,中国足球产业化的改革思路。

  但很少有人对这样的思路表示乐观。记者接触的多家足球俱乐部负责人均不愿对此表态,称“目前尚无法明确新主任的思路,以及足球产业化的前景”。

  烂摊子:守旧还是变法?

  十余年来,中国足球产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每一个亲历者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但在2004年,“中国足球面临崩溃”这个结论却悄然成了社会的共识。

  外界通常认为,2004年发生的大动荡将中国足球产业的所有顽疾暴露无余——产权不清,监管乏力,领导机构僵化。

  国内一家4A广告公司曾经对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的实际收入进行了长达11年的跟踪,他们的结论是,随着2001年冲击世界杯成功,中国足球产业的营运达到顶峰,足球项目中资金流动超过100亿元,而在2004年,这个数目缩水至不到10亿。在市场最旺时,中国有超过6000名足球记者,但今年2月已下降至不到2000人。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中超改革依旧在进行中,也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没落的深渊。由于中国足协决定取消今年联赛的降级制度,导致最主要的赞助商西门子公司拂袖而去。

  这种行将崩溃的局面,被认为是阎世铎留给中国足球的狼藉之一。在专业足球媒体的描述中,阎世铎任期内对中国足球的最大贡献是“2004年给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加了工资”。

  业界认为,中超联赛究竟该要寻找什么样的模式前行,是谢世龙任期内将要面临的最大考验,而对这个问题的求解之道,很多人都表示悲观。

  而且,对谢亚龙来说,面临的另一重压力还有2008北京奥运。阎世铎卸任之前,曾经对媒体豪言:“中国足球要在2008奥运会夺取奖牌,甚至金牌”——这样的承诺无异于对接任者埋下了一颗地雷。

  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吉龙认为,谢亚龙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他表示,对于学者出身的谢而言,他所擅长的理论如何与中国足球的实际相结合起来,重新使中国足球恢复对球迷和广告主、投资商的信心,这是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问题似乎并不仅限于此,资深体育人士魏纪中说,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某一个领导的问题,而是机制的问题,“职业联赛中政府管理机构的位置没有摆对,职业俱乐部现代企业的治理还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这两个完全有悖发展规律的叠加,自然会使中国足球产业陷入困境”。魏纪中亦忠告谢亚龙,“要把一件事干好,一个人不行,但要把一件事办糟,一个人足够。”

  这样的困境,在目前显然没有一个解决之道。而舆论普遍认为,谢亚龙最有可能选择的路径是守旧,而不是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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