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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磊 北京报道
2月17日下午，在北京龙潭湖路丙3号驻地，短短半个小时，笼罩了整整一个春节长假的谜底终于揭开。国家体育总局在此宣布，谢亚龙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免去阎世铎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职务，调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任局长、党委副书记。
正如外界所估计的，国家体育总局新局长刘鹏上任的第一把火终于烧到了中国足协。
十三年前，也就是1992年3月20日在红山口会议上，第一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王俊生作出发展职业化足球的决议——这次会议亦被称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他奠定了中国足球产业的基础。
而在此十年之后，又一次重要会议在深圳召开，第二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阎世铎作出“组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决定。这次会议则被视为中国足球走向没落的开始。
很多人在等待答案——第三任谢亚龙的到来，将会为中国足球产业带来什么？
一介儒生走向火山口
无法判断阎世铎之前有没有听到下课的风声，但谢亚龙显然已经做好了接班的准备。
早在半年前，有关阎世铎即将下课的消息就已经广为流传。“问题已经不是他会不会走，而是什么时候走，或者用什么方法走”，一份体育媒体在社论上曾经这样定义，阎世铎的离开，对很多人来说都意味着一种解脱。
但谢亚龙的出现，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这是一介书生。谢亚龙曾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在过去十余年间，他有过担任中国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经历，但很少有人认为他在那个位置上获得了成功。被外界经常记起的，只是他一系列有关中国体育产业化的论文。外界更喜欢将谢亚龙视为一个喜欢进行哲学思维的学者，而不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管理者。
甚至就连谢亚龙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官员。在去年6月的一次邂逅中，谢亚龙曾经不禁感慨地告诉本报记者，“我认为，即使作为一个领导，也必须要有学者风范”。
当时的一位在座者说，如果某日谢亚龙再度出仕重要职位的话，这句话将会被重新解读。而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
2月18日，一家体育媒体用通栏标题对谢的获任作出定义：一介书生走向火山口。
这是谢亚龙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过去多年的职业化进程中，中国足球并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成绩，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足协的角色在群体性鄙视中被丑化。
有说法称，在同级别政府机构中，中国足球管理中心或许是最忙碌的一个。就其勤恳和亲和来说，足协几乎可为其他国家机关的表率：这个机构的公务员每周上班5天，而周末由于联赛又要继续加班，很少能有完整的休息日。一些主要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接受来自公众的巨大压力。
但是，即便如此，从整个中国足球产业化的要求出发，足协的服务精神和能力，还是受到了广泛而激烈的抨击。
正如外界将会长久的将“学者”“儒生”这样的字眼跟谢亚龙联系起来一样，外界也必然会对谢亚龙之后的中国足协保持以往的定义，这是一个庞大而又高度僵化的机构——换马只是足协可能新生的契机之一，而并不意味着必然。
谢亚龙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中国足球的现实的确很严峻，一方面是很高的期望值，一方面又是很不理想的成绩，加上职业联赛在很多因素的干扰之下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无论谁在这个位置上，都很不好干，这个担子很重……“足球中心主任是一个干活的职位，我来这里，就是来干活的，至于干得怎么样，我希望用时间来证明”。
谢氏其人与公益足球论
来自体育总局的消息说，早在春节之前，有关阎世铎调离的决定已经作出，但继任者究竟是谁，尚还无法定夺。
就连中国足协的一些高层都不清楚，谢亚龙究竟是如何胜出的。有人推测，谢亚龙真正进入高层视野是在去年10月“投资商夺权运动”中的一番言论，当时他以一篇《孙悟空的产权究竟应该归谁》的论文在舆论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时，谢仅是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的二把手，业界几乎没有人会意识到谢会最终执掌足协大权。在更早的2002年，他卸任国家田径管理中心主任一职，当时公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田径项目成绩不好，领导需要承担责任。而在国家体育总局内部，正职正司局级任副职副司局级者，谢是惟一一个。
一位体育总局的消息人士称，形势在春节之后趋于明朗。当时进入高层考察的可能接任者有三个，谢亚龙的排名并不靠前。
但在高层征求候选人意见时，仅有谢亚龙一人明确表态，非常愿意到这个岗位上来，并且很有信心在这个新的领域中做出点成绩来。这被认为是谢亚龙最终胜出的最关键因素。
不无巧合的是，2004年12月，谢亚龙发表了一篇与中国足球相关的论文《足球联赛的产权与公共产品的供给》。
在这篇文章中，他将中国足球联赛定位为“准公共产品”，并直言“联赛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搞足球比赛不为赚钱，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很多人尚还记得，当时足球投资人要求中国足协下放权力时，阎世铎亦曾抛出“人民足球论”，其论点与谢亚龙有异曲同工之味。
而在当时，阎世铎几乎招致了全国媒体和球迷的群体性口诛笔伐，以至于谢的观点被淹没在对阎世铎的骂声之中，并未获得太多反响。
按照一位学者的归纳，谢有关中国足球产业的所有观点中有三个要素：要建立健全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现代产权制度；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足协要彻底摒弃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体制，要下决心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以确保中国联赛健康持续的发展。
但在谢亚龙的言论中，上述要素均有一个重要前提，中国足球产业化既要坚持公益性原则，又有经营性质，还具有部分的排他性和一定的市场竞争性。
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样的言论将会决定谢亚龙的工作脉络，这也将是在他任期内，中国足球产业化的改革思路。
但很少有人对这样的思路表示乐观。记者接触的多家足球俱乐部负责人均不愿对此表态，称“目前尚无法明确新主任的思路，以及足球产业化的前景”。
烂摊子：守旧还是变法？
十余年来，中国足球产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每一个亲历者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但在2004年，“中国足球面临崩溃”这个结论却悄然成了社会的共识。
外界通常认为，2004年发生的大动荡将中国足球产业的所有顽疾暴露无余——产权不清，监管乏力，领导机构僵化。
国内一家4A广告公司曾经对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的实际收入进行了长达11年的跟踪，他们的结论是，随着2001年冲击世界杯成功，中国足球产业的营运达到顶峰，足球项目中资金流动超过100亿元，而在2004年，这个数目缩水至不到10亿。在市场最旺时，中国有超过6000名足球记者，但今年2月已下降至不到2000人。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中超改革依旧在进行中，也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没落的深渊。由于中国足协决定取消今年联赛的降级制度，导致最主要的赞助商西门子公司拂袖而去。
这种行将崩溃的局面，被认为是阎世铎留给中国足球的狼藉之一。在专业足球媒体的描述中，阎世铎任期内对中国足球的最大贡献是“2004年给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加了工资”。
业界认为，中超联赛究竟该要寻找什么样的模式前行，是谢世龙任期内将要面临的最大考验，而对这个问题的求解之道，很多人都表示悲观。
而且，对谢亚龙来说，面临的另一重压力还有2008北京奥运。阎世铎卸任之前，曾经对媒体豪言：“中国足球要在2008奥运会夺取奖牌，甚至金牌”——这样的承诺无异于对接任者埋下了一颗地雷。
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吉龙认为，谢亚龙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他表示，对于学者出身的谢而言，他所擅长的理论如何与中国足球的实际相结合起来，重新使中国足球恢复对球迷和广告主、投资商的信心，这是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问题似乎并不仅限于此，资深体育人士魏纪中说，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某一个领导的问题，而是机制的问题，“职业联赛中政府管理机构的位置没有摆对，职业俱乐部现代企业的治理还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这两个完全有悖发展规律的叠加，自然会使中国足球产业陷入困境”。魏纪中亦忠告谢亚龙，“要把一件事干好，一个人不行，但要把一件事办糟，一个人足够。”
这样的困境，在目前显然没有一个解决之道。而舆论普遍认为，谢亚龙最有可能选择的路径是守旧，而不是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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