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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的日子。中国是这一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国际环境公约的成员国。《京都议定书》1997年通过，它要在2012年前扭转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但直到2005年才生效——一多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的重要成果。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规定了具体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emissionreductions)目标，要求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2008~2012年间总体上要比1990年排放总量平均减少5.2%。《京都议定书》之所以迟迟不能生效，是因为布什总统在2001年上台后即宣布美国退出。
按照《京都议定书》，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没有被要求限制排放量，这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争取了宝贵的“排放空间”。从总量上看，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到2025年前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目前仍然不受绝对排放量的限制，是因为中国的人均排放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粗放式的、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可能会很快赶上世界平均水平。在最近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遭遇了气候压力。
《京都议定书》迟迟生效本身，已经证明了世界最大的排放国美国会同其他国家一道，迟早有一天会对中国和其他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减排的要求。这一天可能就是后京都议定书的时代，一个世界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新秩序正在酝酿。
对于中国来说，在《京都议定书》生效的日子里，一方面要考虑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如何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排放新秩序，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抓紧时间利用《京都议定书》中给予发展中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机会。
事实上，发达国家根本无法单独完成《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任务，例如，一直信誓旦旦地要到2012年比1990年减少排放6%的加拿大，实际上排放近年来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京都议定书》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来“购买”温室气体减排，这一机制被称为清洁发展机制(CDM)。
CDM创造了一个发达国家用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假如发达国家能独自完成一半的减排任务的话，另外一半需要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发达国家到2012年时，将排放量控制到比1990年低5%的水平，即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量低于50亿到55亿吨。目前减排的价格约为每吨5美元，但有可能涨价至每吨10美元。按此价格推算，从现在到2012年，减排的市场约为125亿美元到250亿美元。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供应，因为需求最近急剧增加，欧洲公司都为减排定下了目标，而且欧洲一些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麦，已经大规模进入了国际排放权交易市场。如果日本和加拿大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减排的需求，则供应的缺口会更大。
发达国家用资金和技术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环保项目。然而，设计环保项目，如风力发电或地热发电来代替一个煤炭或燃油电厂，一般来说要花五年的时间。实际上，即使今天就开始着手一个项目，也仅剩下数年时间来获得减排，因为所有的减排，都必须在2012年年底的截止日期之前。
CDM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绝对是一个机会，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巨额资本和先进技术，但是这一扇大门正在徐徐关闭，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2012年年底之前完成。
目前印度仅有约40个项目，而中国更是仅有寥寥数个。很可能《京都议定书》创造的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最终被浪费掉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排放国家，而且已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应该赶紧利用CDM带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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