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出炉背景

　　本报记者 雷中辉

　　北京报道

　　“科技不兴，国家何兴！”在1992年提出“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之下，来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同中国政府或企业签订的各种技术转让合同，如今都被视为了WTO之后的“强人所难 ”之物。同时，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通过重新组合，已经很快形成了集团化和独资化的方式，对中国本土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王志乐教授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开始了FDI同中国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2月3日，王志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FDI作用不可否认

　　《21世纪》：此前关于FDI的争论大多在反思中国利用FDI的效果之上，你怎么看待？

　　王志乐：首先，跨国公司的FDI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和对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不能否认。而FDI大量涌入肯定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局势稳定和发展，以及庞大的市场有利于投资；当然不排除有些地方为追求短期政绩而滥用优惠政策，造成外商投资的卖方市场。现在，跨国公司在中国进入WTO之后，新一轮投资特征趋向集团化，一定程度上形成行业垄断；而且有些FDI企业占用资源过多，但是投资的附加值不高，对当地的整体产业链和价值链延伸没有带来益处，尤其是港台企业，这种状况尤其严重。

　　因此我认为，要使FDI在中国今后的发展中充当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应该因为看到目前FDI产生的暂时困难，而否定继续扩大开放引进外资；当然，也不能因为大量引进FDI能够很快创造GDP就片面强调FDI的促进作用，需要理性分析和思考。

　　《21世纪》：对国家来说，究竟是引进技术重要还是引进FDI重要？

　　王志乐：这不是谁先谁后、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国家提出“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初衷，就是利用FDI作为资金、技术、观念、体制的载体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现在看来，也许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不能否认“市场换技术”的历史作用。

　　讨论对FDI的重新思考，主要是如何对FDI的效果进行评估。之前，我们可能主要看中FDI的数量，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人家的资金来支持发展；现在我们应当更注重FDI引进的质量，从FDI的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的土地资源所获得的投资效益等进行合理的评估。

　　把技术转让和创新能力分开

　　《21世纪》：有观点认为，虽然FDI同中国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却在发展中出了问题，您怎么看？

　　王志乐：我认为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手中掌握了绝大部分技术，而且每年新注册的专利也都基本集中在他们手中，而且他们每年在研发上面的投入远远超过我们本地的企业。但有一点要清楚，技术转让如果是跨国公司的责任，那么创新能力就是本地企业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整体的科研水平不高，而片面指责跨国公司没有履行义务或者过多控制手中的技术。

　　日本的发展历史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在引进1美元的技术同时，接下来就有7美元花在消化和吸收这些新技术上面，然后还要花更多美元放在创新上，中国恰恰相反。所以，自己的学习能力够不够，是一个关键问题，当然，这就牵扯到很多方面的原因。

　　《21世纪》：中国企业如何获得跨国公司手中的核心技术？是不是只有联想并购IBM这样一条路？

　　王志乐：获得跨国公司手中的核心技术，通过技术转让和购买都可以实现。但是，关键在于你如何去消化？联想买来IBM也就十几亿美元，但是它花在消化和吸收IBM技术上可能数倍于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必须留住那些在IBM的员工，并建立起相适应的制度。这些原本技术本身非常重要。

　　你不自己消化创新，那么就永远处在购买别人技术的最低端，价值实现也没有那么长远。

　　《21世纪》：在您的报告中提出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要求，那么跨国公司除了带来资金和技术之外，还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王志乐：之前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中资、合资和外资企业，统统当成中国企业，这样，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有一个统一要求，并能够更好的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运作。对于跨国公司，我认为应给予其国民待遇。

　　我认为跨国公司有四大社会责任：一是遵守当地法律和道德准则；二是关心员工；三是维护环境质量；四是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社区提供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要素产品和服务。同时，还应帮助中国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然，中国企业在海外同样也要承担这些社会责任。这样，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才会健康，同样带回的收益也就能提高中国GNI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