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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黛 发自北京
石广生曾经在1998~2003年担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现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担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他从1965年至2003年在外经贸领域工作将近40年，见证了中国外贸行业的发展和加入WTO的全过程。在200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之际，本报记者就中国外贸形势的变化以及存在的问题
，对其进行了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额达到1.15万亿美元，增量为3000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35%。这些年中，我国外贸形势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石广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产业发生了一次大转移，这次大转移对亚洲的影响是催生了“四小龙”，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方转移。改革开放后，我们适应了这个转移形势，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纺织业和机电业等行业，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大工厂”。这样提法不是非常动听，但是让我们受益匪浅，因为出口贸易增加了，轻纺工业、机电产品方面上了台阶，解决了劳动就业问题，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势相吻合，取得显著成效。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产业又开始了另一次转移，发达国家把一些重工业转向了第三世界国家，由此中国钢铁、石油等工业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中国的外贸企业应该如何面对这种转移呢？在这次产业转移中我们的收获和困境是什么？
石广生：现在中国的钢材生产量很大，接近3亿吨，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要知道，重化工业向中国的转移，并不是因为发达国家没有这个能力生产，而是发达国家不想干这样的行业。因为这种行业要浪费大量的资源，污染环境，给交通方面带来沉重负担。发达国家把这些负担转移到其他国家，他们只需掏钱来买就可以了。
可以想象，钢铁工业发展到现在，我们每年进口2.7亿吨左右的铁矿砂，这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还需要承担大量的铁路和港口建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更加严重。目前我们需要的铁矿砂60%需要进口，如果全世界的钢材都拿到中国来生产，我们如何解决能源、环境、交通等问题？所以我认为外贸行业对这种转移，应该是有所接受有所不接受。我们要发展对外贸易，但不能以牺牲能源资源和环境来作为代价。在这一点上，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提出过，有的人也不赞同我的看法。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被称为“世界加工的大工厂”，发展加工贸易是否是中国外贸的主要模式？
石广生：我们曾经讲“走出去，请进来”，除了对外投资，我们开展的加工贸易也在对外贸易的比例中越来越大。但我认为没必要专门去定义加工贸易并研究它，因为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后，任何国家的贸易都是加工贸易，没有什么主要产品是一个国家生产的。一个产品的技术、原材料以及加工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这是因为企业在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资源、技术和资金，来取得最大化效益。
《第一财经日报》：外贸行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如何理解，在未来需要重视的问题是什么？
石广生：我现在每周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34个财经委员是来自各个行业的，但我最关注的仍然是外经贸行业，因为我在这个战线上工作了几十年。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一直思考的。外经贸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觉得这个比例还不够，究竟应该占到多少比重合适是我们都不能确定而且无法把握的。这方面，其他外贸强国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美国的比例不大，日本的比例就很大。所以根据中国国情，外经贸占到什么比重对国民经济中最有好处，这是需要研究的。
另外，在外经贸行业发展上，我们还应该作宏观性的思考。我离任外经贸部部长以后，中国实现了从贸易小国到贸易大国的转变，尽管现在排名世界第三，也还只是贸易大国，不是贸易强国。什么是贸易强国，应该如何定义，我们在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时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目标，这也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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