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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松涛
本报北京2月6日电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居民的安全感相当高。即使在社会安全感较低的广州，其居民安全感也在50%左右，比纽约、华盛顿等大都市都要高。”零点调查公司资深研究员袁岳
说。
从1992年开始，零点调查公司就开始从事社会安全感的调查研究。据袁岳介绍，近几年社会安全感的调查结果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地区分布不平衡。在中国，社会安全感程度最高的地区是华东，其次是华北，之后依次是西南、西北、东北和华南；二是不同收入人群的安全感不同，安全感最差的是中等偏上收入的人群，安全感最高的是收入较低的人群，中等偏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安全感中等；三是社会安全感受媒体影响较大。媒体传播的社会违法犯罪案件是影响社会安全感的首要因素。
袁岳分析说，中国社会安全感之所以出现地区差异，主要跟不同地区的社会组织的严密性和服务的周全性有关，“在上海，只要找到居委会，他们就能帮你联系到住户，而这在北京几乎是做不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组织越严密，人的自由度就越低，但安全度就越高。华东地区社会组织的严密性和服务的周全性在中国都是最好的，其社会安全感高于其他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过去对经济工作的重视程度相当高，但对社会治安、违法犯罪的重视度不够。比如在中国，从事性服务的人数为什么不断增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相关的管理太松。”袁岳说。他认为，除了对社会治安重视不够外，中国警察的待遇低也是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不过如今情况有了改善，警察的待遇有所提高，很多城市为了吸引投资、提升城市价值，都加强了对社会治安的重视。”据他介绍，很多城市也开始进行有关社会安全感的调查，以加强社会治安。
针对调查中出现的蓝领、农民工等低收入人群社会安全感反倒最高，高收入人群对社会治安的评价也较高的现象，袁岳解释说：“原因其实很简单，高收入人群有钱，居住在安全的地方；低收入人群没什么钱，自然也很少会受到违法犯罪分子的侵袭。而收入处在中等偏上的人群就比较尴尬，他们有一定经济实力，但又不足以像高收入人群一样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里。”
袁岳认为，居民社会安全感的高低主要受4个因素的影响。首要因素就是媒体对违法犯罪案件的传播，如果一定时期内出现在媒体上的违法犯罪案件过于频繁，居民的社会安全感就会降低。其次是跟居民关联的实际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第三是巡警的出巡率，“如果巡警只是坐在车里或岗亭里，老百姓肯定觉得不安全，而中国目前绝大部分巡警就是这样。巡警如果能真正在街道、小区内走动的话，居民的安全感肯定会上升。”最后是社区环境中的治安硬件，比如社区里路灯是否亮着，都会影响到居民的社会安全感。
据袁岳介绍，中国社会治安最好的城市全部集中在华东地区。但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是在上海、南京、厦门这些社会安全感非常高的城市，最高也只有82%的人感到安全，这还是将对社会治安环境“非常满意”和“基本满意”两项相加后得出的数字。
“我们公司2004年的社会安全感调查显示，中国整体的安全感同2003年相比有所提升，但也不到80%。”袁岳介绍说，“中国13亿人口，目前在押犯人为180万名左右，而美国两亿多人口，监狱里就有200万名左右犯人。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安全感如果能达到60%～70%，就已经是相当好了。”
对于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第四次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结果，袁岳说：“群众安全感的评价涉及到对政府的评价，不适合由政府部门来操作。在美国，是不允许政府部门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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