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淡化经济中心取向 跨行政区产业链浮出水面

　　作者：梁美娜

　　春节前，本就很忙的张老板这几天更加忙碌了。因为这位在北京大红门已经做了5年服装批发生意的浙江人，决意要在春节前把自己3个店中的两个搬到河北去。

　　“从浙江过来的加工商已把原先在丰台的服装加工基地悄悄搬到了河北固安，这样我 们也得跟着南迁。”张老板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

　　“也许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北京的许多产业都将面临外迁的选择，因为产业转移不仅是优化北京产业结构的要求，也是完成京津冀经济协作的重点和突破口。”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戴宏伟教授对此分析说。

　　“在今年的北京两会上，北京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了不做‘经济中心’的态度。这对河北省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预示着一场规模宏大的产业转移即将开始。”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薛维君这样认为。

　　淡化“经济中心”：北京展示了一种政策取向

　　“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这就是已获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中明确指明的未来北京城市功能的四大目标。

　　“北京方面已经有意识地淡化‘经济中心’的表述，这里面意味深长。一方面它是对各区县功能定位的进一步重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政策取向的一种判断或者说就是一种信号：今后北京的一些产业即将面临又一轮的调整和转移。”薛维君判断说。

　　“‘规划’还体现了京津冀地区协调合作产业布局的构思。” 北京市总规修编办公室专题部刘欣蔡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事实也是如此，目前北京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也已经放在了北京的东南部。在传统产业上，北京其实已经开始了产业外移的尝试。

　　特别是一些传统重工业，如钢铁业和传统制造业，已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梯度转移。在“十五”期间，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北京焦化厂、第一机床厂铸造车间等一些大型企业，已经或整体或将部分生产环节迁移到了河北省的周边地区。如首钢200万吨钢铁项目落户河北迁安，投产后将为迁安市每年增加税收7个多亿，从财政收入上来讲，这等于再造了一个迁安。

　　此外，据北京社科院魏书华介绍：北京第一机床厂铸造车间已经迁移到了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北京内燃机总厂铸造车间迁移到了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北京白菊公司洗衣机生产基地也迁移到了河北省霸州市。

　　“对于北京来说，近期的外迁领域还将是传统制造业，如食品加工、印刷包装、木材加工和服装加工业等。因为像印刷包装业和家具制造业等在河北三河、香河和廊坊等地已成为支柱产业，不仅成规模，而且技术在升级换代，相对低廉的成本使其比北京的同类企业更有竞争力。”北京市社科院陈孟平教授说。

　　同时陈教授也认为：“尽管像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和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等高新产业近几年内很难与河北实现大范围、大规模的区域合作，但小范围的对外转移也并非没有可能。”

　　也许，“规划”只是一个契机。北京产业外迁仅仅是一个开始。

　　跨行政区产业链已经浮出水面

　　北京越来越注重“大北京”经济圈了。

　　关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副市长张茅明确指出：“要重组区域发展空间，引导和鼓励区域内产业的分工、转移和调整；建立能够实现多赢的区域协调与合作新机制。”

　　“尽管眼下北京往河北搬迁的主要是一些能源开发或污染较重的企业，整体制造业的合作范围多局限于产业链的前端，但跨行政区的产业链还是露出了些许萌芽。”魏书华教授认为。

　　首先，在产业配套方面。北京的一些制造业在京津冀经济圈内展开了一定的区域合作。例如，在北京现代汽车刚刚入驻北京顺义时，除了21家配套厂商落户在顺义外，有13家在平谷，还有部分配套厂商直接落户到了河北省。另外，随着北京奔驰戴-克公司入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奔驰配套的德资企业维倚特公司也把地址选在了廊坊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同时，在香河港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生产的汽车底盘中，有近1／3是为北汽福田生产的五十铃商务和五十铃皮卡两种车型提供配套。

　　另外，在产业链空间布局和企业内部产业链延伸方面，总部在北京，生产基地设在天津、河北的产业链双向延伸现象愈发明显。例如，2003年12月，北汽福田企业及其旗下的福田环保动力有限公司与河北宣工集团，联合上柴股份等50家战略投资者共同发起设立的福田重工集团，将总部设在北京，生产基地分别设在北京昌平、河北。北京汉王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白菊集团等都是采取将生产基地迁移周边地区的运作模式。投资13亿元的北新建材集团工业园、投资5.6亿元的北京运兴蓝晶浮法玻璃等项目也落户在河北省。此外，投资1亿元的清华大学清华运达信息研发基地、总投资20亿元的中国农大涿州科技园区等项目也都设立在了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

　　能否走出“诸侯经济”的影子

　　首钢董事长朱继民也许没有料到，自己在北京两会期间的一句“首钢总部和税收将留在北京”的表白会在河北引起如此轩然大波。

　　“这可能会给首钢的搬迁工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毕竟任何人都不会喜欢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企业。”河北省发改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此吐露心声。

　　也许，朱继民只是说出了一句心里话，但要把自己的企业放在人家的地盘上，又要把税收全部交给自己的“娘家人”，从情理上说，这委实让痴心等待首钢许久的河北人难以接受。毕竟，首钢集团年28亿元的税收对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不管首钢的搬迁是否因此而命运多舛，但至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伴随着北京产业经济的外移，原本属于北京的税收也会随之而远嫁他乡，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利益之争也会相继浮出。

　　事实上，由于缺乏一个稳定的利益协调机制，京津冀经济圈内的“同构化”竞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例如：在机场、港口建设方面，北京首都和天津滨海机场已经实现了跨区域的联合，但是，2004年北京又在兴建首都机场第三条跑道和第三候机楼；北京与河北共同开发建设了京唐港，北京与天津港口口岸开始直通，实现了港口功能一体化，但河北唐山又计划在距王滩京唐港区几十公里的曹妃甸另外新建港口，此时京唐港吞吐能力仅利用了2／3，且地处沧州市的黄骅港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这其实都是诸侯经济思想引发的无序竞争。”魏书华教授认为。

　　有专家指出，在京津冀经济圈内，北京汽车产业实际上已经和天津汽车业发生了撞车。而从客观上看，北京也应该有大量和城市功能定位相矛盾的产业向河北省扩散。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就在于财政的“分灶吃饭”，症结就在于区域经济和行政区划这两个变量之间发生了利益博弈。

　　看来，北京产业要真正实现外移，还需要在制度层面上建立一个长期利益协调机制。否则，未来北京第二机场的选址就会遇到同样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