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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墨
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对外资及跨国公司在华业务有多大影响？
答案自然首先是宏观数据。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606亿美元。2005年初，商务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说，“这是个不错的结果！”——2004年9月22日下午，面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同一个问题，胡景岩则态度谨慎地回答：“这个问题不好说！”
尽管目前还没有全球FDI统计数据，但毫无疑问，和近几年结果一样，中国吸引FDI仍将名列前茅的。专家估计，2004年全球FDI应当在6000亿美元左右，中国的份额仍有10%。
这让关心外资问题的人们松了一口气。
2005年1月底，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副司长王东，与商务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出席同一个公开场合。谈及宏观调控对FDI的影响，王东说，“606亿美元的FDI，是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成功的标志。”
宏观调控是经济生活的常态
退一步说，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宏观调控是专门针对外资的——无论成功还是不成功。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郑京平称，宏观调控无非国家是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管是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都是经济生活的常态。从这意义上说，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也许是记者接触到的跨国公司所在行业独特，但这至少说明，中国的宏观调控，对于以正大集团为代表的农牧业跨国公司，和以三星集团为代表的电子类跨国公司的影响都不大。
正大集团资深执行副总裁谢毅的看法与郑京平如出一辙。在谢眼里，宏观调控正是企业经营环境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他说，“自从1979年进入中国以来，正大集团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的起起落落、风风雨雨，中间有过记不清的、不同层面的经济调控。”
“但我们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谢毅说。
谢毅所谓“不变”的意思，一是集团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始终抱有信心；二是集团在华发展始终立足长期战略。“与公司长远战略相比，经营环境的些许变化就不必在意了。”
正如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曼青所说，“决定跨国公司投资策略的，一是经营环境，二是公司自身所在行业及其发展战略。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决定因素。”
当然，正大集团所在行业客观上也不太会受此轮宏观调控的影响。这一点，三星与正大有类似之处。
就在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如火如荼地展开时，三星集团对华增资7亿美元，从而2004年也成为三星对华投资历史上增长幅度最快的一年。
三星(中国)企划部总监吴作义说，宏观调控主要内容还是控制过热行业，如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三星的主营业务和这些行业关联性不大，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影响。
但三星并非没有经验可以总结。如果说正大“是以不变应万变”，那么，三星的策略则是“以变应变”。
吴作义说，“三星在中国的投资，一直强调要紧随中国政府的政策指挥棒走。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公司才能取得长远、稳定、持续的发展。”
为此，三星除了增加7亿美元投资，用于扩大现有产能、推进技术转移和本土化研发等让中国政府高兴的业务外，还将响应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础的号召，寻求到中西部和东北投资的机会。并于2004年在中国成立服务总部，希望能在中国做成百年老店。
2004年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取得长足发展
正大和三星的观点，不难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得到印证。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日前调查了10家日本知名跨国公司，结果发现，近3年来，这10家公司总共在华新增了200个项目，其中既有制造性项目，也有研发项目、物流贸易项目，还有投资性公司、地区总部。
研究结果说，3年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每一年都在增加，2004年这种势头尤其明显。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说，在加大投资规模同时，跨国公司的投资不再专注于制造环节，呈现出向上下游延伸的态势。
比如研发。据商务部统计，2000年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性项目只有100个左右，2001年增加到196个，2003年增加到500多个，2004年9月底前，则已经增加到750多个。此类项目投资总额也由2000年的不到1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底的接近3亿美元；
此外，对于核心零部件、基础原材料、商业零售、物流等领域的投资也大大增加。
从具体公司看，整合在华投资的项目，重建管理架构成为跨国公司的一股潮流。王志乐称之为“跨国公司集团化趋势”。
“通过地区总部，将各个项目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研发、采购等职能分离出来，统一调度，以减少运营成本，提高效率。这么一来，公司在华的整体性就大大加强了。”王志乐说。
胡景岩对近几年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表示满意。他说，“跨国公司在近几年明显加快了进入中国的步伐，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也仍然会继续下去。”
“几年前，人们还为那些投资几千万美元的项目惊叹；如今，到上海化工区看看，有好几家跨国公司已经分别投资七、八十亿美元了。”
在规模扩大的背后，胡景岩概括出眼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几个特点：项目的技术含量明显提高；产业聚集效应越来越显现；服务业成为投资热点；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正引起跨国公司关注。
胡景岩说，不要只听信专家和书本上的说法，而要到实际中去看看。这样，你才能体会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热情和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跨国公司对华作用得到进一步肯定
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日前表示，外资在中国不仅创造了就业、税收和经济繁荣，还带来了积极的社会与文化影响。
他说，跨国公司投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营体制转换，以及人们观念更新的催化剂。中国正在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高效益、低消耗的集约型增长。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多是集约型增长的模范，跨国公司投资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
商务部研究院的数字说，2004年，中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已经占到全国出口总额的57%，进口额占到全国进口总额的58%。外资企业的对外依存度达到了45.5%。其中，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有将近90%是外资企业创造的。
商务部研究院院长柴海涛说，这意味着两点：一是中国的某些产业，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生产和营销链条当中的重要一环，从而使中国原来具有的“基础设施比较完整，产业门类比较齐全，劳动力质优价廉”三点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形成中国强大的产业竞争力；二是跨国公司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或服务领域的投资，确实使中国在全球产业调整和转移当中，获得了产业提升的机会。
另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上缴的税收为4200多亿元人民币，占整个国家税收的20%。胡景岩估计，2004年，这一比重应当仍然是20%左右。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关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的讨论和争论一直在进行，其中不乏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及偷逃税负的指责。
还有数据表明，目前，外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国内总就业人口的10%，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左右。
“显然，跨国公司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我们的经济发展客观上实实在在需要外资。吸收外商投资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个方针始终是不变的。当然，对跨国公司来说，今后在中国的前景会很好。”胡景岩说。
王志乐则由文化层面进一步为外资叫好。
他说，外资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了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也影响了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外资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经营机制转换、思想观念更新的催化剂，应该充分肯定。”
王志乐认为，无论要不要继续进行宏观调控，目前中国需要的不是缩小外资规模，而是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更加积极地吸收外资；不是限制跨国公司的作用，而是进一步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
如果没有宏观调控，外资又会如何？
外资的良好表现、跨国公司积极投资中国的发展态势、各界对外资作用的正面评价……，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宏观调控，外资情况又会如何？
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无人回答和无法确切回答。
但正大集团资深执行副总裁谢毅还是有点遗憾地说，中国现在面临的可能是百年不遇甚至是几百年不遇的机会，怎么把握住这个机会非常关键。“在这难得的机会面前，有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声张宏观调控？如果只做不说是不是更好一些？”
他认为，抓住机会谋发展是最重要的，这其中，如果哪个行业过热了，悄悄地控制一下就可以了。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某日本知名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室室长蔡林海，对日本企业颇有研究。
蔡林海认为，总体上，受过泡沫经济之苦的日本企业，对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抱理解态度，但这无法避免宏观调控客观上对日本企业在华业务造成的影响。
蔡说，中日间的贸易特点是，日本是中国的关键零部件及生产设备的主要供应商。从这一角度说，中国的宏观调控必定对日本跨国公司对华业务产生影响，“可以明确地说，这一影响会在2005年上半年显现出来。”
据称，由于宏观调控，部分日本跨国公司已经用“严峻”两个字来形容公司在华业务。“这势必使得这些公司调整对中国市场的预期和短期内对中国的投资行为。”
不过，蔡林海强调，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总体发展的看法是积极的。只是希望中国经济能通过调控实现平稳着陆，乃至于在下一步发展中，突出结构性特点，有压缩有鼓励，在能源项目、循环经济等方面为日本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郑京平提醒那些可能受宏观调控影响的跨国公司，要注意中国在宏观调控同时伴随着的一些改革。比如，推进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以及对于利率的调整。在利率调整中，中国放宽了贷款利率上浮空间和存款利率下浮空间，给商业银行更多的定价权和经营自主权。同时，统一了境内外金融机构外币的存款准备金率。
“这一系列措施都是在进一步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中国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这对于中国下一步吸收和利用外资是个良好的促进。”郑京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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