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阴影：从小搞搞到组织严密的赌博集团

　　杭州郊区一个社区无业化状态，以及赌博“时代病”

　　本报记者施平发自杭州

　　龙坞赌场最初的5个股东

　　杭州市西湖的西南方向群山环抱、风景优美，古称“上泗”，即现在西湖区的转塘镇、龙坞镇、袁浦乡和周浦乡。这里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缓缓的山坡种满了茶叶，而更远处则是片片茂密的山林。

　　2004年12月，持续不断的警笛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四个组织严密的赌博集团终于浮出水面。

　　龙坞镇人胡朋经营茶叶生意，拥有储茶仓库，还在北京有销售网络，他的朋友黄秋慧也做茶叶生意。

　　龙坞的茶叶生意是先投入资金收购茶叶，然后再找到企事业单位进行大宗兜售。在每年的四五月间，春茶买卖完成，一整年的收入就到手了，其余的时间则无事可做。而且，这种常年建立的“人脉关系”是相当稳定的。

　　胡、黄二人都有“小搞搞”(杭州俚语：“数额不大的赌博”之意)的习惯，而闲暇的生活使得习惯演变成了“习性”。2004年6月，黄秋慧、胡朋和仇德胜参与欧洲杯的赌球，一共输掉了80多万元。三人不甘赌博的失败，2004年7月，他们找到了职业赌徒黄金祥。

　　黄金祥原本做茶叶生意，2003年靠赌博赢了150万元，成为一个职业赌徒，在“业内”人脉极广。看见黄秋慧们找上门来，黄金祥自是求之不得，于是四人一拍即合，决定做赌场生意。

　　四人决定，每人都要招徕赌徒，并以招徕赌徒的多少决定分红。另外，四人还作了分工：黄金祥具体负责物色赌场；胡朋和仇德胜负责接送赌徒；黄秋慧负责找人放哨。一周以后，在上海做茶叶生意的祝建修也参加进来。这便是龙坞赌场最初的五个股东。

　　赌场规定，坐庄人员上庄时被抽取总金额的5%的费用，坐庄过程中庄家每赢1万元就抽取3%，下庄时若庄家赢了，每一万元再抽取5%的红利。

　　赌场当天获利当天即分红。因为黄金祥拉来的赌徒最多、贡献最大，所以一人独得三成红利，剩下的由胡朋等四人平分。

　　除了股东外，赌场的组成人员还有两种人：招募来的“工作人员”和放高利贷者。

　　潘潮法原是龙坞镇上一家理发店店主，平时也是闲来无事，被黄秋慧物色上。每当赌场营业，潘便驾驶面包车停在龙坞镇派出所门口对面，时刻监视警方动作，一旦有3名以上干警出勤，便马上向赌场报告。

　　另一“工作人员”腾永军则负责接送参赌人员。每次招揽赌徒，总是事先电话联络，通常约定在附近的某个宾馆集合。赌徒集体上车后，手机要关掉并上缴，一切行动由赌场方面安排。

　　滕永军是龙坞镇叶埠桥村人，是这伙人当中唯一的一个知识分子———他曾当过西湖实验小学(现并入西湖第一实验学校)的老师，他带过的班级曾经考过全校第一。

　　2001年前后，滕永军染上赌博习气，从学校辞职。依靠村里下发的征地补偿款，他凑钱买了一辆帕萨特，闲来就做“野的士”生意。

　　黄金祥给工作人员的报酬颇丰，租一辆面的一天是500元，场内的跑道员每天工资600元至1000元不等，放哨员每天报酬1000元。

　　陆建中、傅仕国和黄仕华均是无业人员，三人凑齐了15万元，在赌场内放高利贷，而俞丰则是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甚至有个企业还远在哈尔滨。俞丰财大气粗，还专门雇了江西的拳手陈则虎当保镖。

　　赌场内的高利贷

　　赌场里最赚钱的就是这些放高利贷的“抛子”。赌场内的高利贷每1万元每天要扣取500元的利息费；而赌场外的高利贷则在100元至150元不等，一个“抛子”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身价从10万元涨到80万元。

　　赌徒每次参赌，因为害怕公安人员查处，身上所带现金最多不过1万、2万元，上了赌场这些钱很快就会用光，放高利贷者就乘虚而入，赌徒还没有转过神来，就已欠下了三四十万元的高利贷。

　　杭州西湖公安分局章官祥详细地向记者描述了赌场的作业景象：

　　“几十平方米的农舍里，一张不大的四方桌周围聚集着了20多个红着眼的赌徒；烟雾缭绕的四周则三三两两布满了眼线，密切注意着赌徒们有没有出‘老千’。就在离农舍100米左右的地方，停着两辆面包车，这是第一道防线；再往外200米的村口站着一两名拿着手机放哨的村民。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就立刻通知‘老大’，两辆面包车便会载着赌客们溜之大吉。”

　　由于高度的分工协作，龙坞赌场成为上泗四大赌场中资格最老，也是组织最为严密的赌场。

　　2004年8月20日，祝建修因忙于上海生意而中途退出，接着袁红妹、黄勇慧、翁春萍三人入股，同年8月28日，黄秋慧和胡朋又从龙坞赌场退出，袁红妹介绍郑尧富、朱国民和周洪伟进来。袁红妹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富婆，丈夫很有钱；郑尧富在富阳开了一家饭店，还在杭州市拥有一家洗脚房；翁春萍在西湖乡的翁家山开了一家茶叶店。这些人都是悠闲的食利者。

　　上门赌博的人员和赌场股东一样，也都是些坐享其成的“有闲者”。

　　据悉，参赌人员除了做茶叶生意者和无业者外，还有人做挖掘机生意。龙坞、转塘一带土木工程繁多，在建的杭青(杭州—青岛)高速公路、郊区的别墅区都需要挖掘机。将一台挖掘机包月出租，每月租金可达3万元，除去各项开支以及修理费用，挖掘机业主每月收入最少2.5万元。一台五六十万元的挖掘机一年就可以捞回成本。现在，仅转塘就有挖掘机1000多台。

　　一当地人称：“只要有工程可包，挖掘机挖的就是钱，挖掘机老板什么事都不用干，等到年关收钱就行了。”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股东都参与了赌博，而且有的还输得很惨。作为最大的股东，黄金祥不但没赚到钱，还因此欠下了四五百万的赌债。西湖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方文钰中队长透露，赌场的钱其实大都是让高利贷者赚去了。

　　据悉，2004年7月下旬至9月15日，在龙坞赌场赌博的人累计逾百人，固定赌徒30余人。龙坞赌场平均每天开场1~2次，总共开场56次，股东单场最高获利86.8万元。

　　赌博的温床

　　吃饭——看电视——睡觉。就这样日复一日，一个38岁的男子蜷缩在家中的二楼，楼房的门窗紧闭，院外任何异样的响动都会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1月中旬，周洪伟从杭州市西湖公安分局取保候审之后，就一直过着这种生活。在龙坞赌场运营不到三个月时间，作为股东之一的周洪伟也参与了赌博，结果不仅赔进去了自己的纺织厂，还欠下200多万元的高利贷和80余万元借款，现在连给上小学的儿子买书包的钱都没有。

　　在接受杭州当地记者采访时，周洪伟悠然自得地抽着烟，声称自己并不“后悔”，还时而嘲笑记者对赌博业内术语的“无知”。

　　西湖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王擎坤无不遗憾地说，“像周洪伟这样的，一旦弄到了钱，还会去赌。”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均说，当下社会的浮躁心态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财富产生一种虚妄，而市场机制的日趋规范又使人们一夜暴富的机会越来越少。由此推之，赌博成为一个“时代病”。

　　杭州郊区发生的赌博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文本。“有闲”、“赌博”和一个社区居民近乎无业化状态，确实为赌博以及类似的陋习提供了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