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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太首席经济学家)
从我国香港飞往欧洲飞机的头等舱和公务舱里，讲普通话的乘客越来越多。除了招商引资或出访的官员，近来又多了一批喜欢搞并购的中国企业家。笔者认为2004年是中国企业家走出国门，大搞海外并购的投资元年，无论从国家还是从企业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新趋势。
由于外汇管制以及资本项目的不可兑换性，中国企业甚少涉足海外并购市场。为数不多的几个油田收购项目也需要国务院特批。但是从去年下半年起，国家政策似乎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人民币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下，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政府不希望人民币升值(至少不希望大升)，就必须将急速上升的外汇储备转一部分到海外，以平衡国际收支，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对此，国家外汇管理局表明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向海外进军。从TCL进军欧洲电视机业到宝钢涉足巴西钢铁业，一个中国企业活跃于国际并购市场的时代正在开启。
估计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主要围绕着两个主旋律展开———资源和品牌。中国是一个相对资源贫乏的国家，而其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又加大了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同时，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造就了一批新兴国家市场，其中以中国、印度为代表，这批国家的特点是资源不足而劳动力便宜，由于中国的介入，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会越来越便宜。由于印度的兴起，可通过IT转移的服务业的价格也会越来越低。从一次产品、二次产品和服务业的相对价格来看，今后中国所缺少的是初级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未雨绸缪进军资源产业是一步好棋。
当年日本人是在制造业信心爆棚，国内游资泛滥的情形下，作出了一系列自不量力的错误决策。管理层必须对可能出现的企业文化上的冲突，技术市场上的差异，法规(尤其是劳工法)上的限制有充分的准备。这种准备不仅是心理上的准备，也必须是人才上的准备以及应急方案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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