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咨询规避风险 广东力促政府决策体制改革

　　作者：王晶，熊学慧

　　广东两会期间，“加强政府的行政能力”首次成为热点。其中有委员和代表就“政府的决策咨询机制”问题提交提案和议案，认为政府在作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决策咨询是加强行政能力的体现。

　　此间有咨询专家认为，现在政府作重大决策时欠缺“外脑”指导，导致决策过程中极易产生风险并蒙受不应有的损失。而此项议案的提出对改变此种现象、打造“高效政府”具有重大意义。

　　“轻咨询、重政绩”导致重大决策屡遭风险

　　此份主题为“建立科学民主的政府决策咨询机制”的议案是由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省委员会提交。议案认为，现有的政府还未建立起一套科学民主的政府决策咨询机制，导致在实施重大项目时难免遭遇风险。

　　　议案认为，要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水平，必须改革决策体制。要防止决策的随意性，需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并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

　　有专家对此表示，由于缺乏咨询机构的参与，许多重大项目的决策难免会导致“拍脑袋”现象。现在政府搞项目投资劲头很大，但轻视咨询工作的开展，有些投资根本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就开展，造成的巨大损失也无人过问。例如去年深圳市审计局对深圳会展中心进行的审计表明，深圳市会展中心建设投资逾30亿元，两次变更选址造成近5000万元的损失。

　　由于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民众也抱以了极大的关注度，所以在今年的广东两会，“政府决策咨询”话题引人瞩目。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展经济研究会主任曲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一个重大项目作调研和可行性分析需要至少半年的时间。而像政府的重大决策，经过咨询的时间跨度经常在2至3年左右。而国内的地方政府由于追求“政绩工程”，在咨询方面缺乏耐心，决策过程加快了，但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这些决策方面的失误，也许将要被追究责任了。广东省发改委曾经在答复省政协委员朱正贤时表示，广东拟建立政府投资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有关实施办法目前正在制定中。

　　“由于没有约束，政府没有进行咨询工作的动力。所以重大项目的决策要重视咨询，咨询的过程也会带来问责的过程，才会形成监督。”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这样表示。

　　应有多种方式防范政府的决策风险

　　广州市社科院城市公共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江华的另一重身份是广东省人大代表，他在此次广东省人大会议上提出了政府应该在财政中专门有一笔预算用于政府的决策咨询。

　　刘江华指出，一些重大的公共事务中，由于长官意志和部门利益的驱使，常常使得“可行性报告”变成“可批性报告”。政府给了咨询费用，承担课题研究的机构也许就要为实现政府意志而做出相应的报告，导致咨询的效果失真，继而出现风险。“一些项目是否该建还有待科学的论证，但由于领导想建，咨询报告就必须跟着长官意志走，失去了独立性和科学性。”

　　云南省咨询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涂济民曾表示，根据国外咨询产业发展的经验，咨询机构要做到客观、公正，就必须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不与被咨询的政府发生经济上和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此外，除了保持咨询机构的独立性之外，有专家表示还应以多种方式防范政府的决策风险。例如对项目招标、对政府决策开听证会等，都是可行的方式。

　　而对国外听证会具有深入研究的郭巍青对记者表示，在国外，对于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会通过听证会的形式广泛听取民意，这个过程有时长达两三年之久。郭巍青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对于政府咨询方面，他认为要以多种形式并存的方式，帮助降低决策的风险。

　　预算拨款，助力咨询成为“经常化”和“专项化”

　　记者了解到，虽然绝大多数省份对于决策失误没有明确的追究责任的制度，但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部分省份已经相当重视决策咨询工作。

　　去年12月，山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60多名国内省内著名专家学者成为首届特聘委员、委员和专家组成员，他们今后将对山西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战略性、政策性问题进行科学论证，为省政府决策及实施提供咨询。

　　　而广东方面，则是人大代表首次提出了在年度预算中加入决策咨询的专项费用，如果得到政府的认可，将比起以往“有项目才申请咨询经费”的方式迈进了一步。而据专家介绍，目前，大部分的政府决策没有安排咨询费用，有些很需要作咨询的也是临时去批，“由于手续很繁琐，上面不提要求，下面的人也就不会去自找麻烦。”

　　在广东“两会”期间，刘江华作为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在有关部门预算中增加决策咨询研究专项费用预算的建议”，特提出在党委、人大、政府等有关部门财政预算中增加决策咨询研究专项费用预算的建议。

　　刘江华强调说，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是要使咨询变成“经常化”和“专项化”。而这两个目的，对于政府作长远规划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在现在不少地方政府纷纷邀请“外脑”作参谋但经费却捉襟见肘的景况下，广东的这个建议可以说是起了指导的作用。

　　“我们是非常支持这个建议的。在国外，不少政府对决策咨询都有固定的财政拨款。在中国，也应该成为一种趋势。” 曲建作为政府长期的咨询专家，对此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