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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丹阳／文
为什么在东亚危机的险境中，人民币顶住了贬值的压力，而在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今天，中国政府面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却应该考虑改善其灵活性呢？
东亚危机时，市场预期人民币不能独善其身，但苦于没有得力的投机渠道。毕竟，人
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当时还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鉴于系统性风险的考虑，发达国家一致支持中国政府就人民币值的稳定所作的承诺。
如今，美元汇率在贸易和财政双赤字的重压下急速下跌。在此大环境中，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认为人民币继续保持与美元汇兑的稳定将不利于全球国际收支平衡。同时，由于目前中国有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经基本不受限制或有较少限制，中国政府在防范国际金融机构炒作人民币方面已是捉襟见肘。就连一些散户也纷纷加入投机人民币的行列。在热钱通过多种渠道汹涌而至时，通货膨胀必然高启，资产泡沫越发加剧。另外，中央银行为冲销基础货币而发行的央行票据所面临的机会成本也日趋高昂。
人民币升值已是必然。问题是升多升少，怎样升？一旦“升”字出口，人民币恐怕会马上一路狂升；其后一有风吹草动，诸如台独升级，“入世”承诺的金融，保险、零售及电讯等重要行业进一步开放对本土相应行业的冲击，出口行业的增长减缓而导致的就业机会减少，或是新一轮的SARS类型的病毒袭击等，热钱便会获利离场。
除非央行能及时改变现行的“资本流动严进宽出”的管理规则，否则，随着国外资本急流勇退，国内资本相继而逃，人民币将从高处惨重跌落，势将拖垮中国本已脆弱的金融体系，触发货币／银行双重危机。政府的隐性财政负担也会进一步凸现。
因此，人民币一方面宜在增进汇率机制灵活性方面象征性地作出让步，另一方面要在让步后采取适当安排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央行应当机立断：宣布人民币与港币一比一兑换，并对这一汇率安排的时间期限做出可信承诺。例如，可以将此安排维持到2047年(亦即香港回归50年)。这期间，中国应当致力于加强金融体系建设：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监管机制，鼓励市场监督。在承诺到期时，可征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意，将人民币与港币统一。
记得弗里德曼在1995年2月《财富》(Fortune)杂志上，曾预言中国将在香港回归后取消港元的独立性，之后在另一些场合也说起港币将与人民币等值。这番惊人之论的弦外之音暗示，港元在香港回归后将随人民币贬值而贬值。谁曾想，现在人民币由于不堪升值压力，却导致与港币形成一比一兑换的可能。
人民币与港币形成一比一兑换表面上等同于一次性对美元升值6.1%。但前者与后者意义大不相同：
前者符合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大陆与香港的经济一体化正在不断加深。人民币与港币等值将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对大陆与香港均有利。这一政策是可持续的。而后者只是单纯的对人民币炒家的一次屈服，这只能引发新一轮的攻击，是不可持续的。
前者易守，后者难防。毕竟，大陆经济与香港经济唇齿相依，中国央行与香港金管局容易取得防守共识，并于必要时建立两币互换机制。两地货币当局应共同致力于确立这一联系汇率安排的政策信誉。同时，有关铸币税的分享也容易达成协议。
前者可增进人民币在香港的流通，便于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同时也巩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那么，香港联系汇率制是否会因此遭到阻击呢？
不大可能！香港货物贸易总额常年处于逆差状态。国际舆论没有理由像逼迫人民币升值那样去逼港元升值。所谓师出无名。即使有投机者赌港元升值，也不敢用资金肆无忌惮地炒香港房地产。毕竟，香港房地产的风险有目共睹。且港府在地产泡沫爆破之后并无出资相救，不存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另外，港府也曾用过非常手段在亚洲危机时击退炒家。这一历史记忆使投机者不得不有所顾忌。
香港金融体系经过风风雨雨，日益稳健。不仅如此，香港还有灵活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甚至连工资，包括公务员工资，都有其伸缩性。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香港经济实体具有承受金融市场波动的能力。
虽然人民币与港币现在还得依靠美元这个“名义锚”，但未来全球货币体系的大变化，或许能创造条件让二者破浪驶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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