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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善哲 广州报道
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东建大厦9楼，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便落户于此。
穿过不宽的正门，一块牌匾言简意赅，令人过目难忘——“让政府了解民众，让民众了解政府”。门后右侧，是一排公告栏，上面密密麻麻张贴着《南方日报》、《南方都市
报》等广东媒体关于社情民意中心的报道。
面对近期全国各地陆续成立同类机构的报道，已然走过17年的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依然保持低调。除了将一些调查报告的内容对外公布，关于这个机构本身的信息，外界仍旧所知甚少。
在中国，民调机构怎么运作，资金来自何方，他们与政府如何相处，这些问题都足以勾起人们的好奇。凭着老成持重的行事风格，在压力下伸缩自如的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无疑能够提供部分答案。
据了解，在2004年中，该中心还曾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其经验或可被后来者借鉴。
“院外”的民意调查机构
“我们是个院外收集、反映和研究社情民意的机构。”该中心的总干事赵建平说。东建大厦后面，紧挨着中共广州市委的大院。——这为赵建平的“院外”一说，提供了极为生动的注脚。
在社情民意中心的会议室里，放置着诸多报刊和杂志，其中一份是由民政部门所办的《民间组织》。这强烈暗示了这个中心的性质，它既不是事业单位，也不隶属于有关党政部门，而是一个在民政局登记注册、挂靠在广州市政协的民间组织。
1988年4月，经广州市委直接发文，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和广州明兴制药厂合作组建了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这在当时的国内，还是第一家半官半民的民意调查机构。赵建平说，当初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明确将民意中心定位为“院外”机构，自成立之初，便奉行“人员自聘、经费自筹、活动自理”的原则。
中心成立的时候，还是挂靠在广州市委政研室，而包括赵建平本人在内的主要领导到了1993年，就完全从政研室系统“出来”。中心其余的工作人员，则完全是经由市场招聘途径延揽而来。
“最困难的是经费，太难了。”广州市委为了“扶上马、送一程”，在中心成立之后，指定一家国有企业资助三年，三年过后就撒手不管。谈起当初的“筚路蓝缕”，赵建平至今唏嘘不已。
然而，时至今日，赵却对当年广州市主要领导的眼光赞不绝口。“为什么政府不给经费？因为给了经费之后民意调查的调子就会跟着政府走。”一旦民意调查的结果受到人为干扰，决策层希望获得真实信息的意图就会落空。赵说当年的领导意志相当坚决。
作为一家社会团体法人，民意中心在“活动自理”方面也得到了最大的实现。赵建平认为，如果“婆婆”和领导太多，一个民意调查，从选题，到抽样，再到统计分析，过问的人多了，被干扰甚至被扼杀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而目前的状况是，民意中心可以对选题进行自主把握。
“独立性、客观性是民意调查机构的生命力所在。”中心的研究总监龙斌博士说与政府保持适当距离，针对公共事务得出的民调结论，才能保持客观性，容易为外界所接受。
这种生命力正在逐渐体现。2004年7月份，在北京举行的“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这家在中国相对独立的民调机构引起了国外一些学术团体的关注。包括福特基金在内的机构经过与民意中心接洽之后，表示愿意进行项目合作；而与香港乐施会合作，民意中心一项民意调查也已启动。
目前，中心每年完成的民意调查大概40余项，赵建平介绍说，其中的三分之一是政府委托项目，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而余下的课题需要自筹资金，主要来自理事单位的资助。
决策助手
然而，就中心所从事的工作而言，在当下国情下，很难与政府彻底撇清关系。成立之初，是一家“半官半民”的民意调查机构，而为领导层决策服务的定位，至今仍被坚决地执行。如今，凡是有直接涉及民众利益的重大决策要出台，市里的领导都会想到他们。
民意中心的“半官”性质还体现在，市委特地为其批了一个内参的刊号，有关民意调查的报告可经由这一渠道上达广州市主要领导。并不是所有的民调结论都会向外界披露，一些敏感话题的调查，只能形成内参。
迄今为止，民意中心最具分量、最具品牌价值，也是最为核心的调查，莫过于“广州社会心理与情绪”调查项目。这个主题中心持续追踪了十四年，共进行了27次调查之多。通过它，不但能综合把握市民在不同时期对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更能形成一幅反映广州在这一阶段社会变迁和历史沿革的广阔画卷。
根据此项研究，民众的心理在这14年间被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在1990年代初，市民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物价、社会治安、房改等问题；1990年代中后期，关注点转移到城市交通、环境保护、国企改革等领域；1990年代末以来，最为关心的是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廉政建设等问题。
这项研究还是民意中心选题机制中的核心部分。某年度，民众特别关注的几个话题将会被单独列出，作为专门研究的项目，进行深入调查。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会在第一时间反馈到决策层。
早年，民意中心曾经以外人料想不到的程度介入广州市领导层的决策过程。1988年的住房改革，民意中心被委以重任，它动员了1000户的家庭，采取座谈会、辩论会等形式(因此也叫“千家谈”)，搜集了3000多条意见，原先的草案稿被修改了70多处。当时广州市负责主管房改的副市长不住地感慨：“广州市的第一稿住房改革方案，就是被民意中心推翻的。”
在赵建平看来，民意中心有助于决策的另外一个例子，便是于2003年4月份进行的一项针对广州市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以往腐败的多发地带，例如银行贷款和土地批租等有所遏制，但在教育招生、看病就医、人事安排等领域，却呈上升趋势。而2004年以来的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也在有力地佐证调查的准确性，而决策者能够在尽快的时间掌握这一动向，意义不言而喻。
民意检验
2002年12月份，广州市政部门提出把二次供水蓄水池的清洗费计入水价，从而将广州市水费每吨提价3分钱。其时，广州市政府已经批准了此项动议，送至人大接受审议。这项决定在民间反弹极其强烈。民意中心组织了民意调查，并将调查结论以内参等形式送交人大等机构，结果该动议暂未能实施。
当记者向龙斌询问道，此类民意调查是否对政府部门有监督的作用。龙斌予以否认，他认为不应赋予民调机构过于强烈的政治色彩，不要有太多的“监督情结”，作为一个专业民调机构，它只是反映了民众对某项政府行为的评价，起到的是民意检验的作用。
自2002年开始，广州市政府纠风办委托民意中心参与对各部门的“行风评议”。据市纠风办的一位人士介绍，以往主要依靠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评议团，再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给各个行业打分。自从委托给民意中心之后，发觉民意调查的形式更加科学，也更加客观。于是从2003年后，原本不占分的民意调查，开始在总分100分的评价体系内占到了30分。
如今，很多政府部门逐渐意识到民意调查所具有的优点，也开始尝试将本部门内部的评比委托给民意中心。2003年，广州市地税局邀请民意中心加入“窗口服务文明单位复评”。中心的调查员直接在窗口派发问卷，让纳税人直接填好。而以前，往往是由各单位自己报材料，再评比。“自己写，怎么写都可以。民意中心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更加可信。”地税局的一位人士表示。
显然，民调的结果对于被调查单位确实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压力，不难想象，民意中心也常常处于压力之下。这需要技巧，既要反映主流民意，又要让那些政府部门能够接受。
也是从2002年开始，民意中心自行组织每年一次的“广州市政务窗口公众满意度调查”，并把民调结果对外公布。“那些排名高的单位，立刻打电话向我们致谢，而排名低的，则直接跑上门质疑。”龙斌说。赵建平表示，直至今日，上门讨说法的部门领导仍旧不少。
“但今天，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意识到了，主流民意机构对于政府部门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十分有益。”龙斌说。而这项调研数据和结果已经被广州市政府正式文件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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