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意调查机构出生潮

　　本报记者 陈善哲 广州报道

　　“偷得浮生半日闲”，于梁乃文而言，已是奢望。

　　“中心成立之后已经作了四个调查，第五个昨天刚启动。”梁乃文说。湖南省民意调查中心成立于2004年12月16日，至今不过一月有余，但一些政府部门委托它的调查课题已经 安排不过来了。身为这一机构的负责人，梁和她的六个同事就不得不常常加班至深夜11点。

　　民意调查和民意调查机构，国人耳熟能详，却又鲜有机会亲身接触。然而，在2004年和2005年的交接之际，陆续有各地建立民调机构的消息传来——除了湖南，2004年11月1日，广西自治区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挂牌；2005年1月6日，福建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面世；而在刚刚结束的南京市“两会”上，该市官员向媒体透露，南京市的民意调查中心也在酝酿之中，2005年笃定成立。

　　有学者分析，当下各地纷纷成立民调机构，并非一时的巧合，背后有着更为宏大的背景，它表明政府将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倾听来自民众的声音。民心，民意，民愿，在政府的执政理念中，亦将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民调机构的“出生潮”

　　在所有已知的新近成立的民调机构中，福建省的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是最晚成立的一个，它的“出身简介”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的宗旨——“反映主流民意、推动社会进步”。

　　成立时间虽短，但福建民意调查中心已经作了三项民意调查。其中一项是关于某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跟踪调查。与往年无异，该市政府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公告，“广而告之”市民2005年“为民办实事”的意见征集活动已经开始，希望市民把报纸剪下，将意见填好，再邮寄回政府部门。民意调查中心将要度算，这样的意见征集形式效果几何，究竟有多少市民将向政府提出意见。

　　在长沙，梁乃文和她的同事们也在进行着类似的操劳。他们对民众就央行加息的反应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87.5%的家庭认为此次加息对生活影响不大或者没有影响”，而在少量的反对者中，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占到了18.2%。

　　这些机构，甫一面世，就受到各界的追捧。最近一段时间，梁乃文被各地“闻风而来”的记者所追逐，而湖南各界也是一片喝彩，很多政府部门都主动与民意中心频频接洽，希望早日开展合作。

　　而在福建，媒体和社会的反应与湖南雷同，该省民调中心负责人孙建新说，“没想到社会反响会这么热烈”，还有民众亲自登门，欲睹民调机构的“庐山真面目”，更有人上门来“反映情况”。

　　人们的热情不难理解。湖南省统计局局长马勇对外表示，成立民意调查中心，旨在“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倾听百姓疾苦”，“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湖南省省长周伯华曾赞誉说：“(民意中心)代表政府听取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意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们的角色，就是担当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成立一个月时间，很多政府部门委托民意中心对其工作进行民意调查，由于人手还没全部到位，“已经积压了11个课题”。梁乃文说，“这是一项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2004年年底，民意中心对年初政府允诺的“为民办八件实事”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报告被“一字不改”地递呈给省领导和有关部门。有个排名在后的部门领导当天就跑到民意中心，他们调出访问时的电话录音，记录下民众不满的原因，回去后组织工作队，奔赴全省各地要求督改。20天后，应他们的要求，民意中心再次进行了调查，“民众的反应就好得多了”。

　　南京市尽管还没有成立民调机构，但政府已经看到了民意调查的力量。在今年“两会”召开之前，政府有关部门透过网络和问卷，发现市民反映最突出的是交通堵塞、房价增长过快等问题。于是，政府“对症下药”，会议期间特地为与会代表提供了两份参阅资料，里面记载了政府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据称，民意调查中市民所反映的问题，95%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体现。

　　尊重民意的力量

　　除了因新鲜而兴奋，人们更大的兴趣或许在于，各地近期先后设立民调机构，究竟是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抑或背后有一股更高的力量在推动？尽管没有一个权威的答案，但仔细梳理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变迁，似乎又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可循。

　　成立于1988年、堪称国内同类机构的元老，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在编撰两份刊物——《民意参考》和《民意内参》，前者派发给各学术机构，后者用以上报广州市各党政领导。在这两本刊物的右上角，无一例外印有若干黑体字——“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摘自十六大报告”。

　　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毛寿龙教授认为，近期的民调机构“出生潮”，是执政党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下自然衍生出的一个具体举措。

　　200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学者们认为这是一道“门槛”——一旦跨入，即意味着社会进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的多事之秋。

　　当社会公正问题开始占据人们的主要视野，在不同利益势力的博弈中落于下风的群体，必然有了言说的冲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国家里，民众的情绪可能激化的风险，不得不认真对待。

　　从许多个案，有人找到了症结所在——我们的司法制度、社会保障、政府危机处理、新闻舆论监督等等，都尚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社会治理的相关配套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人们惟有寄希望于政府能及早预见危机的征候，从而准备有效的化解措施。

　　是闭目塞听，还是广开言路？“民意不可违”，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报告，提出要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和谐社会”。积极听取民意，聆听民众呼声，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今，各地纷纷建立民意调查中心，似乎可被解读为上述理念指引下顺理成章的一个举措。“民意的诉求对党政领导的决策，影响将更加直接。”马勇面对媒体的时候坦言。

　　渠道如何畅通

　　福建民意调查中心针对某市政府为民办实事活动的调查出来后，分析人员怎么也乐观不起来。

　　“我们访问了2000户，但知道政府在向市民征求意见的只有25%，通过看报纸得知的是18%，其余的都是听说。”该中心的一位分析员说，“最终提笔给政府提建议的只有1%！”

　　“说明民众参政议政的意识有待加强。”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以登报公告方式征求建议，效果并不理想。倘若没有这次调查，政府不但无法评估这种方式的有效性，而且这种做法极有可能会延续下去。民意调查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设计问卷时还多了个心眼，向市民询问他们所认可的征集方式。结果市民们的建议五花八门，听证会和座谈会成为很多人共同认可的方法。

　　上述结论佐证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凤春的观点。他认为，执政党历来重视社情民意的搜集，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鼓励“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在其组织架构中也并不缺乏调查研究的队伍。但是，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后，我们的社会更趋多元，“原先的调查系统有点失效”。

　　“现在很多人出于政绩的考虑，把一些来自下面的有效信息都给筛选和屏蔽掉了，对决策有很大的误导。”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表示。

　　民意调查则作为一种全新的社情民意的传达机制，上述两位学者都认为，若希望提供真实有效的民意，其前提必须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免于来自权力的压力，方能确保信息不被筛选。

　　然而，是否“独立”，在缺乏足够的经验支撑、国情特殊的中国，给个确切的定论并非易事。认识的不一致，造成机构的各自定位也有所区别。

　　湖南民调中心现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统计局的干部，梁乃文说民调中心的定位是统计局的下属机构，以往统计局的工作更加偏重于经济数据等“社情”指标的调查，而民意中心将会挑起考察“民意”的重担，换言之，此次设立民调中心更加贴切于一次内部的机构重设。

　　而孙建新则告诉记者，眼下的福建省民调中心惟有他一人是公务员编制，其余人员都是通过市场招聘而来，民调中心的运作将争取遵循“人员自聘、经费自筹、业务自理”的原则。因此，当有人登门“上访”时，孙的内心萌生了一丝忧虑：“我们将尽量淡化政府的色彩。”

　　不过，杨凤春的担忧或许道出了很多人的疑虑，如果民意调查机构被置于政府的体系之内，不排除某些领导会利用民调粉饰政绩。“这不单是假托民意，更是假托科学。数据往往更具欺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