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不同收入市民的区域分化

　　眼看着自己这套3室2厅的房子，单价已经涨到了每平方米1万4千元，张薇暗暗庆幸5年前把房子买在中山公园附近真是明智之举。

　　“这里是市中心，离地铁二号线和三号线很近，到哪里都很方便，这是我们搬过来最大的原因。”这个30岁出头的保险公司职员，7年里搬了两次家，2003年7月她和家人把位于徐汇区与闵行区交界的梅陇地区的旧式公房卖了，搬进了长宁区虹桥新城，开始了“上只角 ”的舒适生活。

　　如今，张薇一家的年收入在40万左右，他们完全有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区域。然而在1998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这个概念。

　　那时，张薇和先生杨玉春刚刚结婚，单位里分配给杨玉春一套在徐汇区梅陇11村的2室1厅作为婚房。“我当时觉得2室1厅蛮温馨的，两个人生活正好”。后来，杨玉春的收入不断地增加，加上中心城区不断有新楼盘开出，改变了张薇的看法。

　　“随着商业楼盘的开发，高收入阶层开始考虑重新布局自己的住房环境，老上海‘上只角’的遗传因素又重新显现出来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骏教授对这种迁回中心城区的行为归结为城市旧城改造和楼盘开发的结果：“凡是大面积开发高档楼盘的区，进驻的高收入人群越是多，长宁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古北地区和中山公园沿线都渐渐形成了成熟的社区。”

　　“上海这两年来的整体规划和城区建设，自然而然地把低收入人群迁移出了中心城区，根据收入高低在城市里形成不同的聚集区，就使居住出现了阶层分布。”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城市社区研究中心主任刘君德表示。

　　遗传“上只角”

　　在老上海语言里，“上只角”、“下只角”代表了区域分化。“上只角”就是指城市西区的高级住宅区，“下只角”自然指的是那些低级住宅区，两只“角”的房租可以相差三四倍甚至十倍以上。

　　上海“地倾西南”的状况，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解放前，上海原来的公共租界是在南京路一带。法租界是在淮海路一带，而东北的杨浦、闸北、宝山都是工厂区。 上海城市以苏州河为界的“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分的阴影，“成了社会学的遗传因子，至今还在有些人的头脑里生根发芽”。

　　在浦东开发开放以前，“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观念使得很多的浦西“上只角”人一家三代住在十几个平方米的阁楼里。按照芝加哥大学教授E.伯吉斯著名的同心圆理论，城市的发展更像一组同心圆，这组同心圆的核心就是中央商务区(CBD)。伯吉斯认为中心区域的周围是一些低收入家庭的住所，或难以提供足够利润的商业活动场所。

　　1995年以后，上海中心城区(黄浦、卢湾、静安区)改造速度明显加快，近郊区和中心区的边缘区域(杨浦、虹口、闸北、普陀、长宁、徐汇区)住宅小区建设发展飞快，大批居民由中心区内核心区域的原居住地迁往近郊区和中心区边缘区域的大规模新建居住小区。

　　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沈安安认为，影响上海人口分布的因素很多，政府的政策和规划，进行工业布局的调整是影响上海人口再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实现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战略目标，上海开始了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的大调整，中心城区的工业产值比重从1990年53%下降到1997年的28%左右，而郊区则从47%上升到72%。企业的大批外迁带动了部分企业职工居住地的改变。

　　“而房地产价格的总体水平和土地的级差价格决定了商贸、居住、工业等功能用地的聚散程度”。上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郊区化”，随着内环线、南北高架等道路设施的建设以及中心城区功能的大置换和城市边缘新城区住宅的大规模建设，中心城区过密的人口迅速向边缘城区扩散。

　　郊区化的异变

　　虽然上海中心区的人口密度由于市政动迁不断大幅下降，但仍然没有改变人口向中心区高度集聚的分布格局。

　　沈安安的研究表明，目前9个中心城区2000年“五普”时的人口密度达23944人／平方公里，是全市区平均人口密度的9倍左右。

　　各中心区域的人口分布也呈现不同的变化，“近两年来大力开发房地产的中心区域，如卢湾、长宁，通过高档楼盘的开发，已经开始吸引高收入人群重新回到市区，而楼盘开发较少的静安区则仍然维持原有的面貌。”顾骏认为。

　　高收入人群往往在中心城区和边缘城区都有住宅，平时他们就选择交通方便的中心住宅居住，比如张薇一家就在闸北区投资了一套1室1厅的房子作为出租。“关键中山公园附近的交通方便”。杨玉春打算再过5年可能去近郊买一套别墅，作为“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可是对此，张薇觉得还没到时候，她参观了朋友在郊区买的别墅：“那里冷冷清清的，花了十几万装了防盗系统，还养了一条狗，没有什么居住的氛围。如果每天要赶去上班太累了。”

　　“国际上的‘住宅郊区化’是指，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产阶级和高收入阶层向郊区转移，寻求更高质量的生活空间。而我们现在是大量通过拆迁等手段，进行低收入人群的‘郊区化’。这样引起的分化，也将带来不少矛盾。”刘君德对此表示担忧，“在郊区大量建造住宅区，而附近没有合适的工业工作区，郊区的低收入人群要负担交通成本，到市区上班造成了交通高峰的拥挤情况，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更多考虑老百姓利益的规划和政策制定，是我们现在应该重点研究的。”刘君德说。

　　缺位的社区意识

　　像张薇一家这样的较高收入的家庭，在上海越来越多，“现在中国在转型阶段，出现了一批专业人士，社会作用越来越重要，教育对一个人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卢汉龙表示。

　　卢汉龙认为，他们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因为中产阶层不是仅仅根据收入来界定的，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有他们的生活方式、阶层认同和文化认同。“上海的中产阶层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因为他们还是缺乏文化意识”。

　　特别是在社区意识的觉醒上，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只是“一只果肉饱满而表皮粗糙的梨子”。他们开始重视和自己住在一起的是怎样的人，是否一样具有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方式，但是却没有形成根本的社区自治意识。

　　刘君德认为在城市规划中应整体考虑的功能分布、交通、产业、文化等，“要使居民产生对自己居住社区和区域的文化认同，最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让他们产生归属感”。

　　刘君德举了一个加拿大多伦多社区的例子，政府引导白人、华人和黑人住在一个大型的社区内，高收入人群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购买社区内的房屋，而低收入人群政府提供补贴住面积较小的房屋。3-5年的实验下来，各种人群都能和睦相处，文化程度不高或者收入较少的人群逐渐克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在高收入人群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各方人士自治管理社区，发展良好。

　　“在政府做好整体规划之前，我们还很缺乏自治的能力，街道应该尽快放下经济权力，恢复其本来的功能，专心地进行社区管理和治理，大力培养市民的社区意识。”刘君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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