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和移民利益 虎跳峡大坝引发纷争

　　1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在新年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停建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项目，其中包括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在内的26个电站项目。这些项目投资巨大，涉及金额均为数十亿乃至上百亿元，不少项目甚至已经通过有关部门的批准立项。

　　在向媒体通报时，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他们将分期对违法建设项目坚决依法予以清查，绝不手软。“环境影响评价决不是橡皮章。”他说。

　　这一前所未有的表态，足以告慰萧亮中——这位不久前病逝的青年学者。2004年10月，中国的水电开发步入高峰期。小湾电站、瀑布沟电站以及其他若干个大中型电站都在加快施工，而在长江第一湾和虎跳峡附近修建水坝的消息刚刚传出，由于触发了环境保护和移民利益这两个重要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反对建坝者中就有1月4日才从商务印务馆调到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萧亮中。他出生在金沙江边，非常了解云南当地的水电移民情况。

　　2005年元旦前夕是我和萧亮中的最近一次见面。那时他刚从云南调查回来，说是陪南方一个记者下去采访，收获很多，言语间颇有些兴奋。中国华睿集团在虎跳峡下游在建的金安桥电站被暂时叫停，让萧亮中看到了虎跳峡的光明未来。

　　但1月5日晚，我意外地被一条手机短信惊呆。萧的朋友发消息说：萧亮中已于当日清晨不幸病逝。他看不到虎跳峡的未来了。

　　高坝的反对者

　　在全球范围包括中国，有一些人是高坝(大型水库)的反对者。他们认为高坝无论从地质、环境、人文景观等各方面都有很强的破坏力，对自然生态有长期的影响，而其好处仅仅在于装机容量高，有利于产生较多电能。萧亮中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2004年10月，反对者出现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他们对工程师和政府官员提出质询，怀疑“后三峡时代”中国水电供应商在西南地区建设高密度梯级水电站的必要性。这群人包括文人学子、环保人士、志愿者、少数科学家和一些原住民，但他们并不能参与水电站规划和建设的决策会议。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是其中一员。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建那么多高坝？我认为目前的缺电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有夸大的成分，更何况，中国不可能永远这样高速发展下去。”

　　汪晖认为中国社会必须反思某种单纯的趋向，提防人们为短期的经济增长而牺牲了长远的利益。不过，汪教授并不受到主流经济界的欢迎，在更宽泛的圈子里，他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新左派。

　　汪教授敏锐地关注到了虎跳峡电站。他注意到一家旅游公司在承包了该地区旅游业务之后没有好好经营，却似乎在为水电站建设做前期勘探。这个发现得到了当地人的证实，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中甸县)金江镇的农民葛全孝实地观察了这一切，而萧亮中对那些勘探大洞拍摄了照片。汪晖和葛全孝都很注重萧亮中的意见，虽然他很年轻，2001年才从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毕业，但他在金沙江一带进行过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与当地人有很好的交情。更主要的，他本人就来自云南中甸的农民家庭。

　　水电开发要保护原住民的利益，此事于萧亮中，如同他的家事。

　　原住民的利益和命运

　　在萧亮中和另外一些志愿者的帮助下，金江镇的葛全孝有幸到北京亮相，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声音。

　　葛全孝今年50多岁，是一位白族和汉族通婚的四口之家的家长，有6亩水田，兼营米线加工。从2004年8月起，由于反对计划中的虎跳峡大坝，他起码接受了十位记者的采访。

　　这个勇敢的农民之所以放弃自己静谧的田园生活，卷入这场涉及到现代化路径的发展主义之争来，是因为“虎跳峡工程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从云南省的一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些金沙江畔的农民将在未来集体搬迁，涉及人数约10万。

　　葛全孝参观了位于云南大理地区与临沧地区交界处的小湾电站，对当地移民生活颇多感触。他对小湾居民说：“移民款给多少都不够用，关键是要有土地。”但在云南省几个著名水坝拆迁的案例中，失去土地成为农民生活陷入困顿的主要因素，这些地区包括小湾、漫湾和大朝山。

　　“小湾的当地妇女以捡垃圾为生。”北京的一位环保人士对记者说。而上世纪80年代开始搬迁的漫湾电站原住民，早就过上了捡垃圾的生活。

　　云南“绿色流域”(全称“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李大君接受采访时说：“小湾的山比漫湾还陡，到哪儿去开辟新土地？”据小湾移民孙国华、王正平等人提供的材料，电厂在最近几年征地后，并未将全部费用支付给村民；征地费、征房费支付之后所得的费用(约10万元左右)仅够购买一栋由当地政府委托开发商兴建的房子。

　　那些关心工业链条的人并没有在原住民利益上停留太久，毕竟用电是多数人的事情，而原住民永远是少数。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住民的利益由于没有得到公正的价格补偿而受到损害。

　　萧亮中认为移民与水电商在谈判机制上存在问题，也就是说，水电开发是商业行为，而移民是政府行为，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价格差异。

　　2004年年底萧亮中从金沙江边返回北京的时候，他说话有些兴奋。乡村基层民主的发展给这些村落带来了新动力。“在金沙江边的一些村镇，村主任和副主任都带头表态反对虎跳峡水坝工程”。

　　反对或许并不能真正阻止水坝建设，但乡村自治机构可以为村民争取更多的利益，这显然是一个进步。

　　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也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现在迫切需要建立弱势力量的利益表达机制，需要代理人和合法组织。”汪晖说，基层民主对于社会的保护作用至关重要，体现在移民问题上，就是当地村委会在移民工作中的组织领导作用。

　　看得见的未来

　　然而，萧亮中刚刚看到了一些希望，却给自己的生命划上了休止符。此时此刻，虎跳峡水坝还没有正式动工。

　　但水坝建设仍将继续。这由经济现代化所催生的一股强大的力量主宰，并不被某个个体左右。中国目前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还不到25%，中央政府官员认为未来20年是利用水资源的重要时期；大型水电站的税收包括17%左右的增殖税和10%左右的营业税，这是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对发电公司来说，建成一个高坝可以获得持续数十年的稳定收益。

　　而即使是在环保总局宣布停建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后，虎跳峡的结局依然不明朗。目前，虎跳峡电站并没有政府部门明确的否定意见，项目仍在论证之中。

　　当然，反对者也变得日益活跃。2004年晚些时期，北京的环保人士赢得了国家环保总局的首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一次活动中表示，2005年中国有争议的大型建设工程都将举行环保听证会，让公众来参与决策。

　　1月18日，在环保总局叫停30个违法开工项目后，56个民间环保组织又联合发表声明，支持环保总局的行动，尽管对环保总局的这一行动，不少项目的投资方和所在地政府部门、领导发表了不同意见。

　　但环保并非大坝建设中的惟一问题，所产生的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同样重要。谁能在这类听证会上发言？而政府到底乐意采纳水电专家的意见还是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意见？

　　发展主义和实用主义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增长，在这种思潮之下，大多数当代人的用电需求使少数人的利益牺牲成为某种必然。

　　“从长远看，中国虽然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在开发国家，但这种大规模开发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汪晖教授说，“中国并不需要永远的高度发展，这隐藏着不同的发展观。北京GDP增长是很快，但人的生活质量呢？”

　　“目前的水坝移民和环境问题，如果仅仅看成是个别的、暂时的问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反映出当前整个西南‘跑马圈水’和发展价值取向背后存在的深层问题。”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中心的专家郑易生教授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将会威胁到西南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和可持续发展，将会产生更多的‘新三农’问题，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

　　郑教授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对策就是“要保障移民对水坝建设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下，中央政府的政策取向得到了部分学者的积极回应。北京的经济学家胡鞍钢说：“在市场大体成型后，政府不能只致力于推动市场发展，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发展型国家，而需要转变为一个服务型国家。这就意味着从效率优先的国家，转变为公平优先的国家；意味着社会服务、保障、教育、文化多样性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而不仅仅是GDP的增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