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周小川 身处夹缝中的大国央行行长

　　木乔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可谓是位一言九鼎式的人物，其对美国金融业的影响众人皆知。而与此相比，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角色却多少显得有些尴尬，这就不难理解，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为什么常常会“跑题”

　　中国央行行长 周小川

　　◆周小川，出生于1948年1月29日，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汉族，江苏宜兴市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85年在清华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研究员。1968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至1985年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分析及许多经济课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6年至1987年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至1989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1986年至1991年间还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

　　◆1991年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1991年至1995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1995年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6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97年7月任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届委员，1998年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2000年2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2002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书记。2003年11月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位的微妙性，想必周小川是越来越有了深切体会。

　　在外界几乎已不再对央行升息抱有什么期待之时，2004年10月28日傍晚，中国人民银行在其网站上悄然宣布了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加息决定。

　　毫无疑问，海内外所有财经媒体和工商界人士都期待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解释，虽然公众也可以毫无疑问地料到，此时的周行长绝难就加息问题公开多吐一个字。

　　周小川的副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在央行加息后三天(10月31日)，首先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不过苏宁谈论的重点是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进程在一步步往前走，他认为，这次加息最重要的变化是整个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放开。至于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苏宁则对公众打起了太极，觉得还要看新措施是不是真正适应市场化。

　　苏宁不是周小川，但中国央行以及央行行长角色的独特性，还是可以品味再三。

　　“办公室主任”周小川

　　在加息后最敏感的几天里，周小川似乎完全置身与人民币加息、升值这些头等大事之外，反而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特别身份，在中央党报及其下属报纸上纵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由来与前景

　　事后消息表明，恰恰是在10月28日——央行宣布加息的当天，周小川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当然还是中国央行行长，但那天他面对记者时的头衔却被强调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10天之后，人民日报旗下的国际金融报以罕有的两个整版刊发长篇访谈“周小川：中国银行业改革迈上新台阶”。第二天，这一访谈的主要内容刊发于人民日报，题为“国有商业银行应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 周小川表示：上市不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最终目标”。仔细看，人民日报刊发该消息时，只字未提周小川作为中国央行行长的身份。

　　而那几天，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4年度的“中国磋商报告”，人民币要不要升值、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否要扩大、是否改变只盯住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等敏感问题，包括吴敬琏、蒙代尔在内，海内外金融界要人们正争论得不可开交。

　　“为什么我国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幅度是0.27个百分点，而早些时候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则是25个基点？”11月7日，在厦门大学参加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高层论坛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公开回答了关于加息的提问。

　　她解释说，中国的存贷款基准利率是以1个月30天为周期的，所有的利率调整幅度都必须能被3整除。而此前几天，吴晓灵还在香港表示，中国加息并不在乎加息幅度，而是社会与舆论均希望中国以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期望中国经济可以软着陆。

　　副行长苏宁、吴晓灵是中国央行2004年10月28日宣布加息后的10天内，先后直接公开谈论加息话题的两位职位最高的央行负责人。而作为中国央行头号负责人的周小川行长，在加息后最敏感的几天里，似乎完全置身于人民币加息、升值这些头等大事之外，反而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特别身份，在中央党报及其下属报纸上纵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由来与前景。这一度让外界感到多少有些不太寻常。

　　微妙平衡中的发挥空间

　　在央行9年来首次加息的重要关头，在作为央行行长不得不出面说一些东西之时，他露面了，但实际上也无法说出太多的东西

　　不过，周小川并未沉默太久。在有关猜测开始滋生时，借2004年11月8日《财经》杂志的独家专访，这位中国央行行长终于公开谈论了有关人民币利率的种种问题。

　　也许只是巧合，他给予《财经》杂志这次令海内外财经媒体同行眼红的专访机会的日子，正是人民日报旗下子报刊出长篇访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周小川，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的时间”。

　　但凡对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或对周小川个人感兴趣者，都可能会有兴趣翻一翻11月1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在这篇长达10页的封面访谈中，周小川似乎并不试图回避记者的任何提问。从介绍央行9年来首次加息的背景和政策意图开始，周行长谈到了他对宏观经济以及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进程的种种似有见地、实则平稳的看法。

　　他强调指出，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第一位目标，同时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因此，中国央行不会单纯将控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

　　对于公众议论颇多的房地产市场因素在利率调整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周小川特别指出，中国目前存在房改这一特殊因素，房地产业发展有可能处在一个非常态阶段，因此不能单纯以房价指数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

　　访谈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周小川有关“渐进改善金融生态”的新提法。以这位博士行长的学术性解释，所谓“金融生态”，就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细读完这篇访谈的人，或许多多少少会感到不满足。因为这可能是深谙中国金融现状却欲言又止的央行行长一次深思熟虑后的媒体亮相。

　　在央行9年来首次加息的重要关头，在作为央行行长不得不出面说一些东西之时，他露面了，但实际上也无法真正说出太多的东西。当然，这洋洋洒洒的长篇访谈表明，周博士的自信和能耐在于，他似乎可以很讲政治地把握其中微妙的平衡，并有充分发挥的空间。

　　这是否是在中国经济与金融改革特定历史阶段成熟起来的新一代财经高官们对媒体和公众驾驭能力不断提升的一个全新例证呢？

　　学习格老好榜样

　　在全球性的人民币加息和升值预期氛围中，时不时还得公开露面讲话的周小川，也就越来越学会了“王顾左右而言他”

　　纵向看，相对于戴相龙等前任，2002年12月就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工作应更轻松些，特别是银行业监管职能2004年3月从央行分离后，周行长的工作重点当是货币政策。

　　然而，周小川赶上了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的全新时代，人民币和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地理国界，不断波及全球。

　　因此，博士出身的周行长不自觉地渐向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靠拢，向78岁高龄的格老学习，如何做好引人注目的大国央行行长。在全球性的人民币加息和升值预期氛围中，时不时还得公开露面讲话的周小川，也就越来越学会了“王顾左右而言他”。

　　周小川闪烁其词，当然不能简单解读为中国央行行长职位的敏感性，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央行行使货币政策职能的独立性远不能与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相比。

　　独立行使调整货币政策的决策权是法律赋予美联储的职能，因此，作为美联储主席，在要不要变动美元利率、要不要干预美元汇率等重要决策上，格林斯潘并不直接听命于美国总统，更无需美国参众两院的批准。格老需要做的，就是召集美联储相关委员会讨论当前美国及全球的经济形势，再慎重投票决定是否变动、怎样变动相关的货币政策。

　　当然，在任何重要变动前后，格林斯潘会向总统进行说明，接受参众议员及相关委员会的公开质询，同时以适当方式向公众解释。因此，美联储每一次利率调整多多少少都会事先为全球金融市场所预期，并往往得到印证，政策与市场之间是良性互动。调得恰当，大家都夸美联储和格老；而如果调得不恰当，公众也指责格老与美联储，责、权、利均比较清晰。

　　而在中国，无论是法律授权还是在实际运行中，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并不具有完全独立行使货币政策的权限。从中央政府的部门设置上看，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的主要组成部委之一，与财政部、商务部等经济部门并列；在日常工作中，往往由一位国务院领导，比如副总理，分管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金融部门。

　　像升不升息这样重大的货币政策，虽然必须先经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建议报告也由央行起草并最终由央行宣布，但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国务院手中。从这点上看，身为中国央行行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的周小川，显然无法单独作主人民币的升息或升值。

　　服从领导是国家公务员的天职，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更令周小川难受的恐怕还是公众，特别是媒体对央行独立决策职能的苛求，以及对央行判断依据的表面化理解甚至误读。

　　2004年9月6日，周小川明明说央行需要看8月份的经济数据再考虑是否加息的问题，但次日大量报道却称：周行长只等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否继续高升。至于更直接影响央行决策的投资增幅、信贷增幅等重要数据，多数媒体和工商业人士提都不提。

　　这样的公众理解力也许很容易让周博士顿生“秀才遇到兵”式的感慨，明知在上调存款利率前，央行还有很多货币政策选择，明明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欧美市场化国家有根本的不同，但周行长真是有些苦恼，如何引导公众更冷静对待他和央行的正常职能。

　　于是乎，在必须公开讲话或就货币政策表态时，他不得不经常“跑题”。

　　“跑题”：从税改看土地管理

　　借“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论坛，央行行长周小川当然不是要“从税收改革的趋势看城市土地管理”，而是试图分析商业银行土地抵押贷款的风险传导机制

　　“如果只有一次提问机会，该问周小川什么？”

　　2003年12月6日，北京最高气温突然降至零下2度。看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现在中国大饭店“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论坛上，大群财经记者聚在一起反复商议，最终还是决定问2004年的人民币利率政策走向。

　　不过，“这个问题他不会正面回答”，好几位记者摇头说，“周行长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格林斯潘，何况又是人民币利率这样的要害问题”。

　　作为当天论坛近500名与会者中最重要的财经高官，周小川第一个出场演讲。“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角度我非常重视和企业家的对话”，刚刚到任一年的央行行长言辞恳切，“了解企业家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建议，对于宏观调控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释完出场缘由，周小川亮出演讲主题：“我想从税收改革的趋势看城市土地管理……”与会者莫不错愕，财经记者们更是嗡嗡声不断，“怎么讲这个？”“不会是财政部、国税局、国土资源部的领导们走不开，让央行行长做代表集中发言吧”……

　　讲坛上周小川倒是神态自若，开始解读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些新提法。他提请大家关注中国将“逐步推行增值税的转型”、“个人所得税也要发展”、并将“在适当的时机选择试点实行物业税”等三个主要趋势。

　　接下来，博士出身的周小川重点谈起了“物业税”。“Property Tax，过去有人翻译成财产税，也有人说是地产税，也有人说是物业税”。他当然不是要探讨该如何准确翻译这个税种，而是不厌其烦地从财产税的角度，对比“一次性批租”和“定期评估”两种城市土地管理方式在“财产税”征收方面的异同。

　　周小川分析认为，一次性批租土地的“价格如果高了，可能直接引起炒作”；而定期评估土地价格，政府可以每年征收一定的财产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市政债券”，使财产税逐渐替代增值税成为政府的主要税源。

　　“讲得倒在理，但这一定是央行行长谈的问题吗？” 听周小川演讲了十几分钟，财经记者们还在相互询问：这个演讲要领何在？

　　“无论城市设施和房地产都有价格风险，中央的各项政策也强调银行要避免陷入某种泡沫里边，以免未来产生更大的风险”。

　　听到这里，与会者才听出些门道，不过央行行长的表述仍然比较间接，财经记者们边听边归纳，总算大致明白：国内商业银行一般根据初始地租价格审批、发放土地抵押贷款，但批租地价可能有泡沫，因此商业银行拿到的土地抵押实际价值存在相当的风险。

　　至此，演讲的要领其实再清晰不过了——借“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论坛，央行行长周小川当然不是要“从税收改革的趋势看城市土地管理”，而是试图分析商业银行土地抵押贷款的风险传导机制。因为追根溯源，圈子自然绕得大些。

　　整个2003年，人民币升值压力所引起的世界性关注，令央行行长周小川多次明确表态：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并将逐步完善其汇率形成机制。但对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央行会否紧缩银根等更关键的问题，他却语焉不详。

　　听其言，央行行长言多闪烁；观其行，央行其实早有举动——2003年9月21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一个百分点，货币信贷总量的增速已在放慢。2003年下半年以来，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特别是飞速增长的房贷规模和相关风险控制已成为超级敏感话题。

　　而就在周小川演讲的前两天，上海市市长韩正参加《商业周刊》第十二届亚洲领导人年会时明言，眼下上海要努力调控房价上涨过快的趋势，因为“任何房地产市场大起必有大落”，而“大起大落都不是健康的”。

　　相对于演讲“跑题”绕弯的央行行长，上海市市长的表示显然更明确。北京、上海虽相距千里，但在越来越冷的季节，降温是注定的了。

　　而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公众和全球金融市场都充分领略了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土地转让制度的根本变化，特别是中国央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手段、银根适当收紧所形成的宏观调控“组合拳”效应。

　　因此可以肯定，在2003年底那一天没有听明白周行长演讲内容的媒体和公众，现在应当是越来越明白，周行长演讲“跑题”的弦外之音了。

　　又“跑题”

　　——满口“黄金经”的深意

　　黄金市场与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同等重要，因此必须协调发展才能构筑一个完整的金融市场。也唯有在那时，央行的货币政策传导和协调机制才有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也许是感受到了这样敲山震虎式的演讲之妙，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演讲“跑题”，就成了一种可以预期的习惯，隔几个月就会来一次。

　　2004年9月6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伦敦金银市场协会2004贵金属年会上，当所有人都想询问人民币何时加息、升值时，周小川却大谈怎样尽快推出个人黄金投资业务。

　　在这个吸引了全球400多位中央银行金融专家、交易商、生产商、制造商、精炼商、经纪商、分析家、造市商等顶级专家的聚会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和上海市市长韩正是当天与会的两位行政级别最高的领导。

　　周行长谈兴很浓，从黄金现货谈到期货，从国内市场说到国际市场，从商品交易推及金融交易。周小川满口黄金，公开呼吁应大力发展黄金市场交易，闻听者莫不跃跃欲试。

　　他认为，目前中国国内居民储蓄余额高达12亿元，推出个人黄金投资，将百姓手中的货币资产转成黄金资产，既拓宽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调整了货币供求；又通过藏金于民，提高社会福祉，利国利民。他提出，发展个人黄金投资业务是中国黄金市场从商品交易转向金融产品交易较为现实的选择，而他所领导的中国央行将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推出黄金远期和黄金期货产品。

　　而中国当前的黄金市场还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市场，参与交易的会员仅限于国内的产金、用金企业和商业银行，黄金还不能自由进出口，不能同步与国际市场进行24小时的交易。

　　周小川表示，中国央行将加大黄金市场开放力度，加快中国黄金市场与国际黄金市场接轨的步伐，积极为中国黄金市场成为国际黄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条件，实现中国黄金市场从国内市场融入国际市场的转变，等等。

　　好在有心细者很容易就发现了周小川大谈“黄金经”的深意。既然黄金市场与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同等重要，因此必须协调发展才能构筑一个完整的金融市场。也唯有在那时，央行的货币政策传导和协调机制才有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而那样的状况何时才能到来呢？整个2004年几乎都在为人民币加息、升值期所累的周行长其实很清楚，以目前中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的现状，恐怕还只能是“心向往之”。

　　再“跑题”

　　——谁在主导国有银行股改

　　公众完全可以从已知和未知的种种情势中看出，中国央行及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中，独特得可能有些错位的重要作用

　　细细算来，央行行长周小川应算是中国20多年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在不断迈向市场化的进程中，他注定必须承受远比前任或前辈同行多得多的公众关注。

　　而作为200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启动的最重要金融改革内容之一，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试点，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其特别的意味。

　　按中国经济改革试点的惯例，如此牵动全局的金融改革试点，当然不可能仅仅由中行、建行自行完成，即使是直接监管整个银行业的央行或新建立的中国银监会也无法掌控全局，因此，必须成立一个由更高级别领导牵头、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参与的阶段性决策机构，这就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设立由来。

　　这是一个具有什么级别和职能的小组呢？

　　国务院分管金融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黄菊是组长，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是副组长，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是该小组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设在央行。很显然，如此设置的高级别工作领导小组，是因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涉及面极广，需要协调的关系和利益方很多，必须由高层直接掌控。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这一领导小组的建立时间——2003年11月。彼时，中国银监会还没有正式成立，整个银行业监管的职能还在周小川任行长的中国人民银行手中。

　　也许正是这一领导小组成立的时间节点，让4个月后履新的中国银监会及其首任主席刘明康，在事关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这样的历史性进程中多少有些尴尬。

　　在2004年5月举行的“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周小川和刘明康同时与会演讲。有意思的是，先演讲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主题既非宏观经济也非货币政策，而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至于随后演讲的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不得不重复一些周小川刚讲过的内容。

　　当然周行长讲得还是比较巧妙的，一上来就开宗明义：“四大银行的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金融经济的稳定也十分重要。从中央银行保持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看，我们高度重视四大商业银行的改革。”

　　不过记者关心的还是加息，事后围住周小川逼问“央行可能加息吗？”、“加息条件是否成熟”等问题。始终面带微笑的周行长则惜字如金地答道：“加息？先看看，考虑考虑再说。”

　　另一个别有意味的场面出现在2004年9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仪式上。

　　这一新股份公司的设立批准和颁发《金融许可证》，自然是中国银监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权限内的事。但在仪式上发言的则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周小川、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谢平以及建行股份公司董事长张恩照。作为中国银行业直接监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却没有到会。

　　公众当然不必因此就胡乱猜测，是否刘明康有意回避周小川？或者是中国金融高官新一轮大换班快要开始了？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中国银监会成立了，虽然央行已经不需要直接监管银行业了，但在涉及像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这样的大事上，身为中国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实际上可能比银监会主要负责人所发挥的作用还要直接些。

　　如果联系到中央汇金公司的设立背景，也许会更好理解这种特别的状况。虽然是国家财政的钱，但450亿美元的巨额外汇注资，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因这笔钱而设立的中央汇金公司具有深厚的中国人民银行的烙印。这也是为什么汇金公司的总经理一开始就是由央行下属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胡晓炼兼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随着建行、中行股份公司的相继设立，汇金公司作为新股份公司的主要出资方，当然需要全面履行其作为大股东的职责。在选择专职的汇金公司负责人时，周小川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最终升迁为副部级的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

　　已经不用更多论述，公众完全可以从已知和未知的种种情势中看出，中国央行及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中，独特得可能有些错位的重要作用。

　　央行行长的两难

　　不能完全管得了货币政策的央行行长，却比银监会主席可以更直接地介入国有银行股改；本该直接监管商业银行的银监会，却还不能在应当行使监管职责时被公众所正常关注。这些独特状况，无论是对中国央行还是银监会发挥其正常职能，都有其不顺畅之处

　　在就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两年时间里，周小川经历了央行最新、也可能是最后一轮大规模的职责和人员分离，即把商业银行监管职能归并到新成立的中国银监会，而央行专司货币政策职能。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法》也相应进行了修订。

　　比照国际惯例，周小川应当算是中国历任央行行长中职能最国际化、也最明晰的一位行长了，似乎越来越像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然而当中国进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的关键阶段，理论上专司货币政策职能的中国央行，其头号负责人实际上介入到央行主要职能以外的领域。这多多少少与中国银监会的主要职责会有所交叉，而这也许是可以视为一个注释——为什么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这样的银行业头等大事，反而公开谈论得并不多。

　　与此相对应的一个“插曲式”例子是，2004年“五一”长假前，有关商业银行接到“有关主管部门”指示暂停发放贷款的消息突然流传开来。

　　按照正常的理解，如果真有所谓“有关主管部门”指示，应来自成立不到两个月的银监会。但上海一家颇有影响的财经类报纸的报道却称，在上海地区，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而非上海银监局有关负责人，在商业银行行长座谈会上口头传达了有关指示。

　　虽然这家报纸很快就此刊发了更正启事，但像这样权限本来很分明的监管事务，竟会被一份号称“专业、权威”的财经类报纸报道出偏差，除了当事的编辑记者粗心大意外，至少反映出在央行和银监会在职能刚分离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也许都没有完全进入角色。

　　不能完全管得了货币政策的央行行长，却比银监会主席可以更直接地介入国有银行股改；本该直接监管商业银行的银监会，却还不能在应当行使监管职责时被公众所正常关注。这些独特状况，无论是对中国央行还是银监会发挥其正常职能，都有其不顺畅之处。

　　而要理顺诸如此类独特的职能结构，显然已经大大超过了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