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政绩考核必须改革

　　专访中央党校经济部教授潘云良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陆南报道 中央党校经济部针对中国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九个难点问题做了一系列的调研，并写成报告，供决策部门参考。在潘云良起草的《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困境与出路》的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命题，并称“近年农村初中在校生辍学率又连年回升，官方公布的数字已达到5.47%。我们的调查的数字应在20%以上”。

　　潘云良在报告中写道：“这一代人的父母有的过去还能读到高中毕业，相比之下，他们初中还没有读完，接受的教育还超不过他们的父母。这难道不值得各级领导高度关注吗？”

　　在他看来，农村义务教育在遭遇城乡不公平待遇的同时，自己本身也有许多问题需要得到妥善的解决。

　　《国际先驱导报》：您在报告中提到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投入不足和办学经费困难造成的，我也查了一下，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850.62亿元，其在GDP中的比重却仅为3.28%，，比2002年的3.32%还下降了0.04个百分点。您对此有何看法？

　　潘云良：这个数字即使是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很低的(编者注：世界平均水平为4.2%),离我们国家教育发展规划规定的4%也有一定差距的。事实上，我们国家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是完全可能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事业，哪怕有一些工程可以不上了，也不能没有钱搞教育。

　　《国际先驱导报》：农村在这不多的经费分配中，是不是也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潘云良：中国农村教育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是教育负担不公平。城市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教育费用基本上由政府承担，而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费用绝大部分由农民自己承担。目前全国有80%以上的小学、64%以上的初中设置在农村，而中国的农村教育一直以来的思路是“人民教育人民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部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2%。

　　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县以下的财政根本就负担不起这笔钱，所以我们建议，应逐步调整义务教育负担的比例，应由县级统筹为主逐步转向省和中央为主。

　　《国际先驱导报》：您的报告中多处提到义务教育数据造假的问题，您觉得教育是不是应该成为考核政府的一项指标？

　　潘云良：我认为将教育作为政府考核的一项指标本身是没有问题的。1996年开始，“两基”达标逐渐成为各级教育部门的考核指标，但是这个考核后来在很多地方基本上遵循这么一个规律：上面要求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数字，下面就照着这个数字填表，因而考核也变得毫无意义。

　　《国际先驱导报》：现在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悖论：要让地方政府抓教育，就必须将各项指标作为政绩考核目标，但是一考核，就会出现纷纷造假的局面？

　　潘云良：我认为考核本身的标准是有问题的，不应该机械地规定一个数字，然后让大家去达到这个目标。因为在全国看来，主管部门考核的时候并没有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制定相异的标准，致使一些地方达不到目标，就造假应付。我认为应该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弹性的目标，比如你一开始达不到这个数字，那你每年必须提高一个恰当的比例。我们在提倡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也要主张科学考核观。

　　《国际先驱导报》：义务教育辍学率的反弹是不是原来就存在造假的情况？

　　潘云良：在跟别的专家讨论的时候，有些专家对我说，这个辍学率不能叫反弹，因为在达标的那个时候，好多地方就已经在造假，所以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根本就没有达到过国家公布的数字。一些地方的问题也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也必须指出，当时达标的时候，很多地方确实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千方百计动员学生就学。但是，这种靠临时做思想工作来达标的方法，其效果又能坚持多长时间？事实上，根据我们看到的情况，很多人学了一段时间后就退学了。

　　《国际先驱导报》：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使得经济发展了，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

　　潘云良：这有很多问题。首先，农民的收入增长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经济增长的造假也很严重。其次，在农民收入增长不多的情况下，各个方面的收费增加了不少。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应试教育，农民的孩子如果上个小学，还有一些用处，可以帮助他们识字，算帐。但是再往上，就显得意义不大了。我们管这个叫“前景贫困”。

　　一个农民的孩子上完初中以后，义务教育就结束了。从高中开始，他们就要负担很沉重的学杂费，大概各项花费加起来需要7、8千块一年，而大学则需要得更多，至少要1万元。一个农村孩子被培养到大学毕业，至少需要6万人民币，这已经相当于普通城镇家庭5-10年的全部积蓄了。这个费用，是边远贫困家庭所无法想象的。由于农村的教育水平比城市低，许多农民的孩子只能上一般的大学，在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下，农民投入那么多钱，将来孩子还是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早早退学打工，既不用花家里的钱，还能补贴家用。

　　这种思想在农民中存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包括许多经济并不是很差的农村，大家也都抱着这样的想法，长此以往，对于我们国家将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国际先驱导报》：那您觉得应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潘云良：我们建议，农村教育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培养适应“三农”多样化需求的人才上，而不是只有考大学一条路。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从目标、内容、形式、结构和布局诸方面彻底改革，尤其要积极建立农村高等教育体系，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不是要把农民禁锢在农村，一切阶层、城乡之间的流动照常展开，只是要在这个前提下，让农村与城市共同发展，各自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不是让农村跟在城市后面，自然而缓慢的“城市化”。从九年义务教育内容来说，义务培训应是重要方面。应加强农民劳动技能的培训，其目标是为发展农业经济和城镇非农领域就业服务。

　　另外，关于农村师资力量的培养也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现在很多农村教师本身素质就比较低，甚至是“小学毕业的教小学生”。所以，提高他们的待遇和素质可能也是下一步必须尽快来做的一件事情。

　　链接：中国义务教育“两基”进程

　　“两基”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简称。“两基”目标被明确提出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

　　为了确保义务教育规划目标的实现，各级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努力加大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中央、省、地、县逐步建立起义务教育专项补助费，“两基”由单纯的教育行为变为政府行为和广泛的社会行为。

　　2000年，教育部宣布，我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九年义务教育总规模已达到19269.5万人。

　　按照教育部1999年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到2010年还要实现人口覆盖率95%以上的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

　　在2003年召开的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将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工作作为本届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决定》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完成西部地区“两基”攻坚任务。

　　到2002年底，西部地区还有372个县没有实现“两基”目标。这些县主要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两基”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到2007年，西部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简称“普九”)人口覆盖率要达到8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