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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论·
1月10日至11日，2005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总结了去年卫生工作的成绩，并对今年有关公共卫生建设、重大疾病防治、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医疗改革和医疗行业纠风等五大任务作出了部署。不过，针对当前卫生领域存在的重大问题，会议提出“抓人才队伍建设”和“向管理要效益”等措施似乎并非针对之举。
当前我国卫生财政支出已接近整个财政的2%，仅去年一年，国家对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投资就达116亿元，公共卫生救治体系的土建投资亦达61亿元，财政拨付地方重大疾病防治经费数十亿元，超过以往10年总和，中央财政安排防治艾滋病专项经费达8亿多元；而每年卫生费用的规模更是超过整个GDP的6%，仅社会个人负担部分就达到数千亿元。
但是如此规模巨大的“卫生经济”体系，由于缺乏良好的行业治理，致使“卫生腐败”横行，百姓看病贵、就医难的呼声高涨，接近40%的病人因医疗费用高涨、经济困难主动不去就诊，农村一半以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根本就看不起病。
总起来说，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加强卫生领域的监管，特别是信息监管；同时提高公平配置卫生资源的力度，尽可能使低收入人群和农民能够享受基本的卫生保障。
与一般行业不同，卫生领域的特殊性在于其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正因为如此，所以加强监管才显得特别迫切。
2004年以来，全国31个省市、80%的地市和50%的县区均已建立卫生监管机构。但是为了确保监管的效果，还需要推进“三大分离”的医疗体制改革。首先是政府“管办分离”，政府只履行监管职能，医药生产和医疗服务交由企业和医院独立承担；其次是“公益和商业医疗分离”，这有利于政府分类监管，又能为公民提供基本的卫生保障，还能满足不同收入患者对不同医疗服务的需求；最后是“医疗和药品分离”，防止医院利用处方权接受回扣和抬高药价。
但是，政府即使是在上述“三大分离”医疗改革的基础上履行监管，也需要社会监管作为配合方能奏效，这主要包括社会信息和舆论的监管。
仅去年前11个月，全国仅受到查处的“红包”、“回扣”、乱收费和“开单提成”等各种违法违纪的金额就接近1个亿。但是，政府监管仅限于行业内部，外部除了知道查处的金额和人员总数以外，许多有关单位和个人违法违纪的重要信息和细节都无从知晓，这就大大弱化了社会舆论监管的效果。因为有关医疗服务的信息没有公开、没有被社会吸收，使得患者无法通过自己的就诊行为选择，对医院和医生形成有效的约束。
有关医疗服务和违规行为的信息公开和案件曝光，不但能有效地约束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更能够通过社会信息的传播和舆论评价，区分医院的声誉和医生的道德水准。须知，一些医院和医生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信息体系对自身声誉的正确评价机制，才觉得“不捞白不捞”，才卷入“卫生腐败”泛滥的浪潮。
当然，卫生医疗服务的专业性很强，社会评价应具有专业的水准和品质，这就需要医学专家积极介入社会舆论，还有赖于媒体专业人才的形成。但前提是政府要开放监管权的垄断，为社会信息监管创造条件，以遏止现今愈演愈烈的只有虚假广告吹捧、没有正当舆论评价的医疗信息市场。
另一项亟待之举是提升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卫生部副部长高强10日指出，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80%在城市，20%在农村。而我国有70%的人口住在农村。另据统计，城市人均卫生事业费用38.3元，而农村仅9.9元，农村医疗投入只占总投入的16%。世界卫生组织也将中国的卫生筹资公平性排在了191个成员国的第188位。政府承诺今后卫生投入将向农村倾斜，这一局面也许将会改观。
其实，我们应该意识到，享受起码的卫生医疗服务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彻底改变为数众多的低收入人群和农民“有病不诊”的局面，正是落实公民的发展权。这要求公益性的医疗单位进入社区，“落户”农村；也要求国家在加大投入的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体系真正为他们提供公益服务。当前特别重要的是，防止公共卫生体系被行业部门和利益集团用作谋取小集体私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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