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业内高层首次正面回应中国大豆进口危机

　　美业内高层首次回应中国大豆“进口危机”

　　“我们还在舔伤口疗伤。”北京珂玛美嘉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飞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去年上半年，国际大豆期货价格暴跌导致我国出现大豆“进口危机”，国内榨油业损 失惨重，一半以上企业倒闭。徐建飞的公司和其他一些实力较强的企业虽幸存下来，却也伤痕累累、元气大伤。国内相当一部分企业认为，美国农业部发布虚假信息，芝加哥交易所和国际基金联手陷害等因素，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正在国内企业“疗伤”之际，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和美国大豆协会、美国大豆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中美大豆贸易及风险管理研讨会”于月中在北京举行。据了解，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企业提高参与国际大豆交易活动的水平，增强行业、企业规避风险的意识、技巧和能力。

　　美国大豆协会、芝加哥交易所等美方业内高层人士，纷纷亮相此次研讨会，首次正面回应中国大豆“进口危机”中的各种责难，并表明要和中国国内企业共同发展。

　　然而，在国内不少企业耿耿于怀的大豆“国际定价权”问题上，相关各方意见的争议似乎并未化解。

　　美方反驳“陷害”说

　　有关资料显示，芝加哥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价格，从2003年中开始一直涨到2004年4月份，价格上涨一倍多，达到近16年来的最高点。从2004年5月开始，大豆价格急剧下跌。中国大部分企业在价格最高点时采购了大量大豆，最终损失惨重。

　　针对CBOT大豆价格剧烈波动是美国基金造成的说法，CBOT总裁伯尼.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去年芝加哥交易所大豆交易中，没有市场操纵的情况。”他告诉记者，特别是美国基金所起的作用已有调查结果。美国监管部门对基金在去年夏天开展活动的统计结果显示，当时的大豆期货交易中，“美国基金做的是多头交易，对于去年夏天大豆价格的剧烈波动没有影响。”

　　“我认为中国企业当时受损的可能原因是风险防范不足。我不希望这样的回答听起来不礼貌，但在交易员看来，的确如此。”伯尼.丹说。

　　业内的另一种流行观点是，在大豆进口危机爆发前相当一段时间，美国农业部连续数月调低美国大豆产量预测，同时调高中国大豆进口量预测，中国企业纷纷加大采购力度以防短缺。然而，在中国企业高价位采购完毕、美国大豆销售也告完成的5月初，国际大豆价格出现崩盘。

　　“这不能仅能用巧合来解释。”——惨重的损失使不少国内企业相信，美国农业部的预测报告是“虚假信息”、“人为操纵”。

　　美国大豆协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沈士奇曾在美国农业部任职。他承认，“预测往往是不准确的，预测也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但美国农业部发布的预测报告，有非常透明和公正的程序。”

　　“美国农业部的预测不可能是人为操纵的。如果预测只对美国销售季节有利，只对美国的出口商或农户有利，那么世界上美国农产品的主要进口商都会对于美国农业部的信息丧失信心。事实上，世界各国主要的进口商几十年来一直高度依赖美国提供的这些信息。”

　　史蒂夫.沈士奇特别强调，美国大豆协会代表的是美国大豆种植农户的利益，而不代表美国出口商的利益。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大豆出口市场，我们希望中国企业尽快成熟起来，成为最有经验的买主，因为这最符合美国豆农的利益。“这也是我们举办此次研讨会的出发点。”

　　大豆定价能否绕开CBOT?

　　据了解，此次研讨会不向企业收取参会费，研讨会的费用全部由美国大豆协会承担。美方此举的意图很明显：显示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的诚意。国内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的负责人以及美国产业界代表共20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领情”。尽管收到了邀请，但徐建飞没有参加这次研讨会。他对记者说：“当前重要的是改变不合理的定价机制，而不只是被动地学习、接受。”

　　这个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定价机制，就是国内不少企业诟病颇多的“南美种大豆、中国吃大豆、美国卖大豆并决定价格”的现状。

　　自1996年以来，我国从大豆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大豆进口数量快速增长。2004年，我国进口大豆预计超过2000万吨，贸易额近50亿美元。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国，进口量占国际市场贸易量的1/3。业内不少人认为，“中国应在全球大豆定价机制中具有相当发言权。”

　　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大豆主产区为美国以及巴西、阿根廷三个国家，但国际大豆贸易却掌握在以美国公司为主的近10家国际粮商手中。而国际大豆交易价格又以美国芝加哥交易所的期货价格为基准。国内企业多认为，芝加哥交易所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更多反映美国市场行情，并不能全面反映国际大豆供求状况。

　　针对这种现状，国内有的企业已开始尝试走“第三条道路”。如直接和南美大豆产区联系，试图绕开芝加哥交易所(即CBOT)。

　　史蒂夫.沈士奇显然对此并不认同。他强调说，美国既是大豆的出口国，也是大豆主要的消费国。去年美国的大豆产量达到8600万吨，其中美国国内消费了4500万吨，其余用于出口。

　　史蒂夫.沈士奇说，“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什么市场，其中卖方和买方的数量必须足够多，这样交易各方的利益才能得到良好保证，CBOT正是如此。CBOT之外可能会有其他市场进行大豆交易，但如果只有少数几家买方和卖方参与的话，市场被操纵的可能性就更大。”

　　在伯尼.丹看来，期货交易是规避大豆贸易风险的有效工具，无论中国企业对此“有什么样的情绪或想法”，都应学习其中的技巧而不是“绕开”。他委婉地指出，CBOT市场交易模式的有效性，已在其迄今157年的历史中得到了验证。

　　“国际定价权”还需冷静对待

　　因大豆“进口危机”而遭重创的部分国内企业，在“国际定价权”问题上多少带有情绪化色彩，这也可以理解。而国内中介结构的看法，则相对冷静不少。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裁朱玉辰说，在“国际定价权”这个问题上不要过于敏感。“好像国外期货市场把中国定价权拿走了，我们要抢回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你拥有多少定价权，关键是看你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如果你做大做强了，到时就能成为定价中心。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相对于美国同行态度鲜明的看法，研讨会的另一主办方——中国食土商会并没有直接就“国际定价权”发表看法。

　　不过，中国食土商会会长曹绪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去年的大豆“进口危机”，商会多次开会分析原因，并形成相关意见上报国务院。“令我们高兴的是，政府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并首先于去年年底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了黄大豆2号期货合约，把进口大豆包括转基因大豆纳入国内大豆期货市场价格体系和避险机制，这将加大中国在国际大豆市场定价方面的权重。”

　　“我们分析去年危机爆发的原因，除了外部因素和国内企业缺乏风险防范意识、技巧外，国内企业信息不对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实际是个老话题，不仅是大豆，其他很多农产品，我国都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发布相关信息，所以国内企业大部分都是根据美国农业部的预测做出决策。但美国农业部的预测往往不是很准确，国内企业因此吃了不少亏。因此，我们建议能有一个政府部门牵头，帮助企业做出准确的市场预测。

　　“另外，我们也设想在国内实行大豆进口信息包抄制度。每个大豆采购商签约和到货的情况即时向商会通报，商会经技术处理后向全行业发布。这样在保证企业商业机密的前提下，为每个企业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从而尽量减少目前价格决定机制下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