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征农业税回归农田 财政短收促农村新经济萌动

　　5.89亿元，对于重庆的市政建设来说，可能只够一座桥梁或一条隧道的投资。但对于重庆的2000多万农民来说，却是他们一年的农业税总收入。2005年，重庆市政府决定全市免征农业税，市财政因此短收5.89亿元。

　　由此，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正式离农民而去，这个数字注定会被载入史册。它带给中国农村经济的改变力量——其意义，只有土改能与之相比。

　　免征农业税后农地炙手可热，财政短收促农村新经济萌动

　　城市“农民”

　　丢了土地，我很后悔

　　1月14日，重庆市宣布免征农业税的政策刚好一周，信息通过层层传递终于到达了璧山县新堰村。这是一个冬季难得的晴天，阳光打在泥土上，地温渐渐升高。很多农民趁着好天气揭开蔬菜大棚的薄膜，准备深翻。

　　田间有七零八落的农民在劳作，有人在讨论关于农业税的话题，惟有陈明华沉默不语，虽然他“农龄”已经有四十年了。这一切皆因为他没有土地。他已经“农转非”，现在他是半个城里人，也是大棚老板的一个帮工，每月工资300元。

　　年龄不饶人，54岁的他明显感觉体力大不如从前。一块地翻下来，他累得汗流浃背。他索性放下手中的活儿，坐在路边开始了短暂的休息。他没有成家，房子是在当地农民那里租的，每月50元。陈明华老家在几十公里开外的璧山县正兴镇石坎村，他现在的户口在璧山县璧城镇服装城。

　　“丢了土地办农转非也是逼不得已，四五年前，老家除了农业税，还提留修桥、普九等等集资款，一年就得交上一百多元，有时候还会有其它杂七杂八的钱。我除了种田，其它的什么也不会，每年守着那两块田，有什么收入啊。”

　　“眼看就翻过五十的坎了，再不出来挣点钱，老了谁来养活？当时听别人说，只要办了农转非，就再不用交税了，自己挣一点算一点。”陈明华回忆着农村“税改”前的情景，直摇头。

　　“农转非”后，他每个月还有三百块的工资，除去房租等花销后还能剩两百来元，“存着养老用。”除了种地，他平时爱看电视剧和新闻，前几天重庆电视台的播出的免征农业税的新闻让他很感慨。“走得不是时候啊，要是能再多坚持几年，等到这好政策，自己种好那点地，总比现在一个孤老头在外漂泊好啊！”

　　他告诉记者：“丢了土地搞农转非，我很后悔。”

　　四处漂泊，图晚年有保障

　　为了晚年有些保障，陈明华最近在申请低保，但是居委会的人告诉他，农转非的户口不能申请。在田里忙了一辈子的陈明华想不到落入这般境地，他很失望，但他也很乐观：“我现在一年能存2000元，到60岁时，可以存一万多。到时候再回家承包几亩地，请人种，养老的问题就解决了！”

　　为了老有所靠，这个干瘦的老人还要在田间风吹日晒忙碌6年，这是一个让人心酸的农民样本：沉重的杂税让他们离开了祖辈所耕耘的田地，四处漂泊维持生计亦是迫不得已。

　　原以为陈明华是惟一的个案，但记者在各个区县的采访中，接触到了不少这样的“农民”，他们是城口的李开明、秀山的何小云……

　　免征农业税后，他们的梦想是：重回土地！

　　回忆“皇粮”

　　每当征税，闭门不出

　　由于负担过重，各个地区的农民都有自己不同的应对方式。在2002年税改以前，村民们或采取将土地无偿赠送给别人耕种，或外出打工干脆“撂荒种草”……

　　很难想象，他们离开祖辈们赖以活命的土地转向无情的城市时是怎样的心态。但在免征农业税后，不少农民同样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关于皇粮国税的回忆，重新回到了土地上。

　　城口县高观镇村民杨开润眼中的农业税是这样的。“由于农业税是按照耕地面积和产量进行征收的。我们穷，但耕地面积又大，所在农业税交得比其它地方都高。2000年前后，农业税及其它提留款最高的时候达到200多元，像我们一家四口都在农村的，每年要上缴近千元的费用，但是田地产量只有几百斤粮食。每到征税的时候，大家都闭门不出。”

　　杨开润称，当时的税收相当于每人每年要交四五百斤粮食，本来产量就不高，交了上面的、除去农药化肥不亏就算赚了。但交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反对，最多也是躲，但躲到最后仍然要交。

　　记者在采访中不断有农民反应，由于秀山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本就落后。所以每到大春或者小春交钱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互相借钱。当时村里甚至出现了在农村放高利贷的情况，“利息高到每月3%-5%”。

　　交公粮队伍

　　浩浩荡荡

　　与杨开润不同的是，璧山县双柏村59岁的村民曹贤彬对交缴“皇粮国税”经历有着特别清晰的记忆。因为他每年上公粮时都被聘到粮站收粮，所以他对每一年“上税”的过程都能倒背如流。

　　“税改前我们一家三口人要挑五百多斤谷子到璧山粮站去上公粮，十多里远的路，半夜两三点钟全家出动，女儿打灯火，老婆背一筐，我担上一担。一趟下来有十多里山路。”

　　他告诉记者，当时路上到处都是星星闪闪的上公粮队伍，有城里的工作组见了，还以为乡里晚上有土匪活动。

　　到了粮站，大家还必须排队。“由于人太多，排一两公里的队是正常现象。这一排就是两三天，交粮的时候粮站又要鸡蛋里挑骨头，这不合格，那不能交，又得耽搁一两天；交了粮还要去换票下账，又得排两三天队。交一次粮下来，需要一个星期。”

　　无利可图

　　抛地外出

　　税改后改交钱了，曹贤彬的新问题又来了，由于家里老婆、女儿都是病人，平时医药费都没办法攒齐。哪来的余钱交农业税。好心的村社干部几乎年年帮他垫付。但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见了人家都不好打招呼。”

　　“前几天我看电视听说不交农业税了，我很高兴。说实话，一两百块钱对于你们城里人来真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像我这样的贫困户，那就重啊！” 曹贤彬感叹！

　　而在之前，在基层政府“催粮、催钱”的层层紧迫下，很多农民看到种粮根本无利可图，他们无奈选择抛弃土地，外出务工。这一去可能是数年，也可能更久，很多农业税便无法收取，基层干部不得不垫付。双柏村村委书记蔡辉绩对此叫苦不迭，为完成上边的任务，应付考核，他已经为这样无法按时交纳农业税的村民垫付了几千元的税款。

　　乡村改变

　　收回土地发展养殖业

　　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得到的实惠虽然平均只有二十多元钱，但它对于整个农村经济来说，起到了很好的润滑作用。在政策公布后，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土地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东西。　　

　　1月15日，秀山县中和镇太阳村村民蒋延勋正躬身一块几平方米的坡地播种“苞谷肥球”，开始大春育种。他告诉记者，由于以前要交大量的税费，有的村民把土地无偿送给别人种都没人要，因为要代别人交税费，不划算。但取消农业税后，大家已经在开始收回土地。“像这样的小块地也不能丢了！”他笑嘻嘻地说。

　　在村里，一些在外打工赚了些钱的人开始回家承包土地，发展种养殖业。这样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是在近两年来政府减轻农村赋税后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去年，政府对农业税减收一个百分点。”仅仅在太阳村，就有不下十个村民开始承包土地，开始养猪。由于税费等综合成本减低了，农民的极积性提高了很多。该村干部告诉记者。

　　紧跟市场

　　告别撂荒地

　　蒋延勋家一年养猪及副业要收入几千，经营得好一些的家庭养殖户靠养猪就可上万，“这比在外面风吹雨淋地打工强多了，又不用受别人欺负。”村里面好些年轻人都回来了。这次免征农业税过后，土地肯定会越来越紧了。“想和以前一样找到撂荒地绝对不可能了。”

　　在璧山县大兴镇双柏村这个传统型“猪粮”农业的村落中，农民们同样开始吸取这自上层传递的经济动力。曹贤彬同村民们一起拔掉一块曾经荒芜的田地中的杂草，准备在那里种上玉米。

　　“现在不用再想什么国家交多少，集体留多少了，我们是种多少得多少，田地荒着多可惜，产一斤算一斤！”村民郑承明告诉记者。

　　“由于不用考虑税费成本，将有更多的农民在种植中考虑市场因素，土地产品会更加市场化，农业种植会更密切配合市场需要。”大兴镇党委书记孙某认为，免征农业税后，农村经济将更快的脱离计划指导，经济型作物将迅速多样化。

　　基层政权

　　强征硬取 干群关系分化

　　“2004年以前，上级把征收农业税作为考查基层干部工作能力的标准。驻村干部以及村社工作人员为了收取农业税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他们甚至感到力不从心。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如何搞活农村经济”。城口县修齐镇党委书记丁世刚说。

　　这种强征硬取的方式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了干群关系的激化。他举例，当时为了早点收讫农业税，村里的确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牵猪拉羊’的事儿多了。”

　　丁世刚说，在税改以前，镇里面曾经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想尽了办法。在“法制并不怎么健全”的时候，镇里面的派出所同征税人员“联动”，甚至办了强制性的“学习班”。

　　这些强征手段在农民中形成了极坏的影响，有的农民开始对政府失去信任，拒交一切费用。有的基层政权开始和农民分化。

　　“现在免征农业税我们驻村干部就不再会有这样的尴尬了。”璧山县大兴镇双柏村村长雷飞远坦然，他承认自己在征收农业税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困难。当时村里很多农民一见到村里的干部就躲。“几十块钱的农业税，跑上十来趟还收不着。光人力成本就不止那点钱。”

　　村干部解脱

　　注意新经济

　　而免征农业税后，村里的干部们是彻底解脱了，他们开始关注新的事情。

　　1月14日晚，璧山县双柏村村长雷飞远开始挨家挨户做动员工作。因为村里要修几条机耕道，这对于整个村的经济发展来说是必要的。但这需要占用一些田地，所以要挨户签字。虽然是深夜十点多，虽然说得口干舌燥，但雷飞远并不觉得累，他表示自己干得很高兴，因为现在做的事得到了大家的承认。

　　“干群关系和睦了，办起事来容易。”他告诉记者，签字的工作没花几个晚上就落实了一大半。虽然村委会手里并没钱，但发展双柏村经济的计划却在村社干部手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今年要新修几条水渠，栽种几万颗美国果树……”雷飞远默数着自己的工作计划，语气实在而轻快，因为这当中已经不需考虑农业税三个字。

　　基层财政

　　征收成本高 占经济比例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税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税为工业、第三产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在2000年以后，第二三产业的崛起，把农业迅速抛到了后面。

　　璧山县农税科科长黄建对记着说，去年整个璧山县的财政收入为5亿多元，但40多万农民所缴纳的农业税收入仅为一千多万元，占整个经济比例非常小。免征农业税，对整个县的经济影响并不大。

　　而城口县修齐镇党委书记丁世刚对农业税也有自己的思考。修齐镇由于地处山区，农民相当贫困，由于征收农业税，经常引发一些干群冲突，征收成本几乎占了农业税的一半。

　　“2004年，从修齐财政情况分析，我们有600多万的财政收入，负债50万，每年农业税只有20多万左右。我们本想在政府免征农业税文件之前就全镇免收农业税。用税收分成的17万作补贴。”丁世刚的想法有些激进。

　　还债靠造血

　　不能指望税

　　“乡镇级政府负债是农村存在的普遍问题，在免征农业税前，很多乡镇财政把农业税作为还债途径，但这是不可行的。”璧山县璧城镇财政负责人万仁宏表示，政府负债的偿还方式首先要从来源分析。

　　据分析，目前乡镇的债务主要来源于三金、三乱、修路、普六普九等投资。“综合分析，这些原因都不在于农民，它们应当靠政府采取支付转移和提高乡镇经济的造血能力来解决。”

　　“以前乡镇寄希望于农业税是不现实，也是乡镇府无能的表现。如果要靠农业税来还，璧城镇的6000万负债要还到何年何月？”万仁宏表示。

　　同时，璧山县大兴镇副镇长王登盖也表示对其观点赞同。他说，大兴镇现在由于基建、三金等问题已经负债1200余万，如果单靠农业来还债，显然要想其它办法，比如乡镇级编制的减员增效。

　　重回土地

　　农民热情触发

　　免征农业税取消后，留给各级乡镇村社干部的财务空洞必然会引起原有编制和资金的重新分配，这是由地方财政的现实决定的——原来20%的农业税附加不能返到村里支付村社干部的工资。要保持村级政权的正常运转，集体创收和减员增效将是村级政府的一项具体任务。璧山县财政局王局长分析。

　　“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到整个村级财政的运转。”重庆市各个乡镇的统计数据显示，农业税在大部分镇财政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小，同时，对于靠农业税吃饭的乡镇，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比例加大，加上合理协调，全市镇级财力削减不大，基层财政可以正常运转。

　　作为重庆市贫困县之一的城口县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农业税为500万左右，财政总收入为1.06亿，农业税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2%。“免征农来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本身不大，加上国家的转移支付，基层财政应对基本上没有问题。”城口县农税科科长周学波表示。

　　“相反，与这次免征农业税所短收的财政收入将重新触发农民的热情，让更多农民重回土地。这是让农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第一步，少量的‘财政短收’带来的是全新的开始：农村经济活跃开始活跃，随后，农民购买力增强，拉动市县级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免征农业税只是“抛砖引玉”。

　　农民担忧

　　税收减免农资却涨价

　　2004年11月14日下午，早已得知明年要免征农业税消息的曹贤彬，准备把省下的100多元钱投入到田里。“我想多买些化肥，去年因为缺钱，基本上施的是农家肥，但效果不理想。”

　　一路小跑，曹贤彬搭了辆过路的顺风车。双柏村到大兴镇有几公里路，没多久他便来到了农资供应站。十分钟后，他走了出来，很失望。“看来今年又不能多买些化肥了，碳胺的价格上涨了10块，尿素每百斤涨了30元。省下的农业税都投到农资上面去了。”

　　记者在其它村的采访中，也不断有农民反应，农业税下调所省下的费用都被农资价格上涨“捎”去了。“那是必须品啊，没有它们可种不出粮食，说不定是工厂生产的成本涨了。明年也许会下调。”同村的郑承明老人说。

　　“农资的价格上涨都要经过物价部门审核，政府是对乡亲们负责的！”村长雷飞运急忙向村民们解释，农业税免征后，钱实实在在的拿在了手里。只管做好生产，其余的事情自然有国家去协调。“22个省的农业税都免了，农资涨价的问题还怕不解决？”

　　几年后会不会再征收

　　“农业税会不会在几年后又重新征收？”在采访中，不断有农民把记者当成消息灵通人士，试图找到答案。同行的乡镇干部遇到这样的情况总会耐心解释半天。“既然国家下了大决心免征农业税，那就说明国家有能力帮咱们支付那几十块钱！”乡亲们才信服地走开。

　　除此之外，略懂些政策的农民关注到更深入的问题。秀山县官桥村郑南清对记者说：“以前报上登过有些乡镇的负债有成百上千万。听说这次免征农业税后，中央财政会将免征部分的80%转移支付给地方财政。如果地方财政缺钱还债，这些钱会不会一分也用不到农民身上？少了农业税的支持，村里面的干部拿不到工资还会为大家做事吗？”

　　如何填补乡镇亏空

　　郑南清的担忧不无道理，重庆的大多数乡镇在建设基础设施和三金等方面欠下了一些债务，这些债务少则数十万，多则数千万。如何填补这个亏空是各级乡镇头痛的问题。同时，由于免征农业税后，每人20%的农业税附加也再不能征收，村级财政的办公经费无法解决，大家都望着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对于这样的疑虑，璧山县财政局农税科科长黄建表示，璧山县和其它区县一样，从县级财政到地方都非常关注每一笔涉农资金的运转。同时，还增拨了农发资金到乡镇达600多万元，以解决一些农村基础设备建设的资金。

　　对于吃财政饭的村社干部，各县级财政都采取了减员增效的办法。城口县农税科科长周学波表示，城口一般每个村派两名驻村干部，一个村长一个会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度过免征农业税后村级财政的困难时期。而在璧山县是未雨绸缪，2004年，该县通合村并社，已经减少1028名村干部，年减少支出163万元。“这相于一年农业税的十分之一。”

　　“看来农民的担忧和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在关注如何得到更多的实惠。”黄建笑言，但大部分农民所担心的问题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城市反哺农民仅是一个开始

　　亘古以来，农业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替代。同样，它为新中国的原始积累所奉献的四五十年，也没有任何人能估算它所创造的直接或间接价值。因为农业的积累，为工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为城市渡过了最艰难的年代。

　　然而，跨过2000年，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城市快速地脱离对农村经济的依赖，农村经济以几何倍数落后于城市经济，九亿农民被抛在了国家经济的后面。于是，一些问题开始显现：农村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问题、农村医疗保障体系问题……

　　国家的决策层们意识到要保持国家的稳定，稳定农村成为头等大事。于是“三农”问题一次次摆在了最高领导人的案头。

　　2000年以后的日子，从中央到地方，一个关系9亿人命运的决策开始运转：农民减负。2005年，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动作”又推出：在全国22个省份取消农业税。

　　75岁的郑成明老人在记者采访他以前并不知道今年重庆已经免征农业税，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他始终不敢想相信，“我从解放前上到去年，皇粮国税哪能说免就免哟！”

　　农民在乎实在的东西，他们也许不明白那些做给城里人看的报纸上写的“2559岁的老人寿终正寝”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知道了，自己再不用交什么杂税。他们也因此感知到，政府在关注他们，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