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年现实问题：金融改革滞后成经济发展瓶颈

　　本报驻京记者 邓瑾

　　-人民银行有两大任务，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如果说往年都是货币政策独舞的话，那么从今年开始，金融稳定将逐渐走向前台

　　-我们在解决一个一个小的金融危机时出手很大，但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则是巨大的

　　-一定要有一部分人、一个专门机构，是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专门吃改革这碗饭

　　“这个稳健显然不是那个稳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5年将开始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此，“双稳健”这个含蓄措辞终结了一场涉及多个部门的政策争论，但同时也恰恰因为其含蓄性而需要解释。

　　财政政策最终放弃了财政部建议的“中性”，也没有采纳发改委提议的“积极”，而是选择了“稳健”，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这是一个考虑多方意见的结果。但是，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它(稳健)的指向并不非常明显，总量上到底往哪边引导，字面上看不出来。”贾康说。

　　而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因为货币政策多年来一直就叫做“稳健”，但“这个稳健显然不是那个稳健”，因此它更需要解释。

　　贾康对今年稳健财政政策的解读是松紧适度、注重结构，即总量上由原来的扩张转为松紧适度，要把国债和赤字的规模下调，结构上要有保有控，有保有压。

　　尽管总量上要收紧是共识，但“现在各个部门讨论的就是要收紧的力度和进度，这是最容易产生分歧的部分。”贾康说。

　　而李扬对稳健货币政策的解读是，今年相比去年来说略为宽松。今年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15%，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为2.5万亿元，而去年这两个指标的完成数字分别是14.5%和2.2万亿元。

　　今年的双稳健政策中，财政政策相对比较稳，财政里面的国债更稳，税率和税制变化则很大，而货币政策的变化会更大，更有弹性，这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的预测。

　　国债之所以稳，是因为其规模已基本确定。据介绍，2005年的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约为850亿元，比去年减少250亿元。

　　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第二年，为了拉动内需而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政府投资)以来，2004年已经开始实行转弯，国债发行比上年减少300亿元，降至1100亿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康认为，今年开始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就是2004年已经实行转型的政策的延续”。

　　税制改革预计变化很多。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指出，2005年的税制改革有四大重点，除了完善出口退税机制、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继续做好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工作，还要积极研究有关税制的改革方案。

　　这些税改方案涉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并轨、个人所得税制度、消费税、物业税、耕地占用税制，以及增值税改革的推广等。

　　相比财政政策，陈东琪认为今年的货币政策会“更有戏”。“有可能有的时候上一些，有的时候下一些，不一定一直往上或者一直往下，这会是一个弹性的调整。”陈说。

　　不能简单判断房地产的冷与热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央行对房地产市场和民间金融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此轮宏观调控中对于房地产是否过热，是否是泡沫经济，央行认为过热，需要打压，而建设部则认为是局部过热，整体而言要促进该市场的健康发展。李扬介绍说，今年货币当局对房地产市场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要认真研究房地产市场，二是要积极推动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发展。

　　“房地产市场是相当复杂的，不能简单地根据几个数字判断它热了，还是冷了，然后采取很强的措施。”李扬说。

　　社会对这一轮房地产金融政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金融制度上，现在房地产开发的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造成了很大的金融风险。“所以今年房地产金融领域的改革方向还是要在这个领域中多引进一些直接投资，比如房地产基金、房地产的一些投资机构等，这恐怕是今年应当鼓励的。”李扬预测说。

　　2004年随着信贷收紧之后，沉寂多年的民间金融抬头。过去货币当局对民间金融机构的态度非常明朗，一律封杀。而据李扬介绍说，现在当局表明了态度，一要研究，二要从建设性的角度提出解决的办法。

　　“这背后体现的是用改革的精神来推动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李扬说。

　　既然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间金融就死灰复燃，而且非常迅速地扩大，这就表明正规金融体系有没有做到的地方，至少对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因为金融的本质是跟随顾客，满足顾客的需求。

　　人民银行有两大任务，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如果说往年都是货币政策独舞的话，那么从今年开始，金融稳定将逐渐走向前台。

　　李扬预测说，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局将通过定期推出中国金融稳定报告而第一次登堂入室。这个成立才一年多的新机构今年将要处理两件大事，一是要坚决终止为不良金融机埋单的状况；二是开始对一卡通、金融机构办基金、银行办保险等这些交叉性的金融工具进行监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特别指出，“去年以来有几个非常信号值得高度关注”，即中央银行的“救助”兜底已经不仅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银行)了，而是从银行业突破到了证券业，从国有金融机构突破到民营金融机构。

　　“如此一来，我们在解决一个一个小的金融危机时出手很大，但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则是巨大的，不仅是存款人、投资者、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以及各金融监管部门，各级政府都在期待着人民银行的‘兜底’。”魏加宁说，“在顺利化解眼前的金融风险的后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大问题在等着我们？”

　　与金融稳定息息相关的两个重要的基础设施今年也有望推出。一个是个人诚信体系，一个是实时的大额支付体系。前者可以识别出比如你现在买的是不是第二套房，后者可以让央行实时掌握资金的流转。

　　利率和汇率：不能绕过体制改革

　　加息还是不加息，这曾是2004年的一个热点问题。去年10月28日央行终于决定8年来首次加息，存贷款利率都上调0.27个百分点，算是牛刀小试。但根据李扬的观察，加息的直接影响其实不大。

　　今年的利率走向如何？尽管根据调查，很多人还有一种再加息的预期，但是专家提醒，利率究竟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还是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来决定它动还是不动。而2005年的宏观经济，不仅要防止通货膨胀，同时也要警惕通货紧缩。

　　“我认为2005年的经济形势可能要防止滑得过快，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怎样的利率政策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李扬说。

　　相比利率水平，李更强调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他认为下一步，利率体制改革要先于利率政策调整。

　　利率市场化最主要的特征是息差缩窄以及银行利益的减少。而2004年的利率调整是存贷款利率等比例上升了0.27个百分点，银行的利益没有被触及。下一步改革要冲破这个控制，迫使银行重新寻找新的商业模式。

　　在完善利率形成机制的同时，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可以说，温总理在去年10月8日中欧首脑会谈中就此进行的阐述是“深思熟虑的”。总理说，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弹性的汇率制度，但是这个过程是复杂的，渐进的。

　　李扬说，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改革的顺序问题。因为根据国际的经验，汇率制度改革应当先有汇率的浮动，然后才有可兑换的实施，这样的顺序安排可以避免资金能够利用汇率的浮动获利、投机，因为资本项目在管制。而中国走的路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先放开了资本项目管制。例如，今年1月10日起，内地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银联卡就可以在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取现和消费；之前，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曾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允许香港地区有人民币存款，允许香港人民币和内地有交换。这些举措本质上是可兑换的安排。

　　当可兑换发展到很高程度的时候，汇率如果动的话，风险很大。

　　改革年的现实问题

　　2005年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年”。2004年宏观调控暴露出我国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盲目投资和低成本扩张的根源是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土地市场的混乱是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市场发育滞后的结果；信贷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直接结果；电力短缺与垄断行业改革滞后有相当大的关联；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反映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保体制改革的滞后；宏观调控中的某些不协调，反映了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的滞后。

　　“改革不到位，改革滞后，是形成我国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在今年林林总总的改革重任中，重点有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其中，“金融改革滞后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他说。

　　根据李扬介绍，金融改革的内容非常多，提出的任务也不是2005年一年能够完成的，但是指出了改革方向，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推动混业经营，特别强调资本市场中的金融创新，比如银行办基金、资产证券化和抵押贷款证券化等。其次是进一步明确要调整中国目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

　　2004年，超过80%的融资来自银行，而银行的基本运行格局就是短借长贷。资金来源最长5年，而且活期存款占的比重很高，而资金使用则很长，没有按揭的时候最长八年，有了按揭之后可以达到二三十年。所以，就有流动性危机，就有不良资产的产生和积累。可以说，这几年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总是很难解决，与此有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发展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

　　“现在要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不良资产这样的高度来考虑直接融资的发展，所以我想应当是有一些实质性的措施。”李扬说。

　　发展直接融资不仅要把发展地方性中小民营银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争取在国有股流通这个症结问题上有所突破。高尚全如是说。

　　曾在去年宏观调控中怀念体改委的魏加宁对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公开化的问题有切肤之痛，所以他认为改革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尽快成立一个比较超脱的、跨部门利益的、专门从事方案设计的改革机构或协调小组。

　　“也就是一定要有一部分人、一个专门机构，是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专门吃改革这碗饭的，这是最根本的。”魏加宁说。

　　正是由于一个跨部门利益的改革机构的缺失，去年宏观调控中时常出现部委之间的不和谐音。这种现象甚至已经扩散到一些已经取得共识的改革措施上了。比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的事，本来可望在今年3月人代会上通过法律程序上的修订，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但从现在的迹象看，由于一些部门、地方政府和外资企业的反对意见较大，这一进程很可能要被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