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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11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在被问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何时合并时回答说：“今年将继续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搞好论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根据法定程序办理改革方案研究。”
这似乎印证了传闻已久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进程的推迟。有分析人士说这是“效率论”暂时战胜“公平论”。
去年10月的一次西部之行却让笔者现在明白了，站在“效率”背后的其实是政府。我去的是一个地级市，典型的煤炭基地，产权不清的小煤矿居多。去年电紧煤荒路堵，那里繁忙一片，但几个乡镇领导还是向笔者抱怨说，现在有资源也没用，要的是项目，是招商引资和税收。有干部说，现在我们的四大法宝是税收优惠、信贷优惠、劳动力廉价、土地优惠。我说那是扭曲的四大法宝、扭曲的三大生产要素加扭曲的税制。
就企业所得税而言，内外有别的税制、税率导致了税收负担差别很大。据测算，尽管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但实际税赋都大大低于名义税率,外资企业实际平均税赋在13%左右，而内资企业实际税赋在25%左右。内资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几乎是外资企业的两倍。而更重要的是一批批“假合资”、“假独资”企业与以GDP和税收增长为两大考核指标的官员结合为一，市场公平规则为之破裂。
那么，地方官员为什么要如此追求“效率”呢？
官员追求的指挥棒背后除了升迁之外就是财力，而财力又与财政体制直接相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间财力差异明显加大。事权财权关系不对称，县、乡财力供需矛盾突出。现行政府机构管理体制缺陷，又造成行政事业性收费与非税收入项目管理之间出现断层，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政府公共财力。另外，财政债务负担日益沉重，财政风险增加。
一个由于财政分配体制欠公平而引发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实行“村账乡管”、“乡账县管”，进而是“县账省管”。而对比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政的基本原则，政府间权钱分配不公平已很明显。缺乏公平的财政收入吸取机制，缺乏公平的财政支出分配机制，地方在1994年后税种大量上划后财政收入增速放慢的情况下，哪来的钱保地方工资、保重点项目呢？
有人说现在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力不足，需要成立财政政策委员会。先不论政府是否需要频频使用财政调控之手，至少调控的机制要顺畅，而要理顺财政体制，目前以公平化为取向的财政收支体制改革就尤为重要。
比税制公平和调整更为紧迫的是财政“支”的部分。其实政府各项收入还为个人、企业等社会因素直接感觉到。相比而言，政府财政支出则缺少为人们直接感受和约束的机制。地方人大每每年中时的财政预算追加和修改，有多少没有通过地方人大，而以一纸政府文件形式下发呢？而还带有基数法、财政包干体制痕迹的预算体系又如何更加体现公平呢？
进一步讲，公平的原则执行在政府，但考核应在各级人大。只有切实加强人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监督——不单是监督有无资金挪用——更重要的是督促制约政府按公共财政要求，按公平原则去收去支出，为纳税人和全社会提供好公共产品。
记得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财政上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所有的变化都会在财政上有所反映”。在提倡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新形势下，更加公平的财政收支体制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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