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普主权评级主管：中国外贸依存度未高得离谱

　　本报实习记者 贾林男 王晓蕊发自北京

　　1月4日，国际权威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布了题为《中国、印度与全球化命运》的报告，回顾了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改革历程，指出了两国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挑战，日前本报记者对该报告的作者——标准普尔的主权评级部主管JoydeepMukherji进行了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在报告中，你认为中国的硬件设施优于印度，而印度方面的软体环境更为先进，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JoydeepMukherji：中国经济的“硬件”方面，例如公路、厂房、港口、铁路，比印度先进，而印度经济的“软件”方面，例如法律体系、会计标准，比中国更加发达。印度的金融体系更自由，利率几乎完全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而且私人资本在银行体系的总资产中约占25%，高出中国很多。和中国相比，印度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对银行存款的分配更加有效，这一部分是由于印度不面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问题，金融体系的成绩更好是由于印度的企业对资金成本更加敏感。中国经济中的一部分对资金成本也很敏感，但是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享有低成本的资金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报告中提到了中国的乡镇企业和农民工问题，但是现在乡镇企业的生存空间正在减少，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也导致了对农业的忽视，你是如何评价中国的农业改革的？

　　JoydeepMukherji：每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将大部分的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但是农业本身也需要现代化，需要提高农业生产力，使农民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中国的农业改革确实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工业和服务业的改革提高了在这些环节的就业人数。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正意味着要改进市场经济的结构，因为大部分的工作职位都是由私有部门提供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要加强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样他们可以从他们的主要财产(也就是土地)获得更多的收益，同时免受非法税收和其他当地政府施加的过重负担。

　　《第一财经日报》：印度的城市化进程被认为进行得比较迅速和顺利，而中国正在寻求提高城市化水平之路，你如何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化之路？

　　JoydeepMukherji：官方的数字并不总是准确的，其实中国比印度更加城市化。印度没有户籍登记制度，一旦一个地区贫富差距明显，人们就会受套利驱动进行迁徙。所以任何人可以到任何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并且在新的家园里生活得像当地人一样。中国对于人口的流动有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其实阻止了中国城市大规模贫民的增长。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很普遍，城市居民乐于看到他们居住的城市没有贫民区，但是对贫穷并且希望进入到城市的农村人口而言，这增加了他们成为城市居民的成本。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5年，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你认为中国政府还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JoydeepMukherji：官方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是一个政治决定，并不是从学术上考虑的。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中国政府在加入WTO时所作的承诺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在把这些承诺转变为实际的过程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在不断完善，而在这种转变中，最关键的要素在于建设一个透明的法律法制体系。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它注定将下降，你认为中国下一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JoydeepMukherji：对此我有不同意见，中国GDP的显著增长一贯是由国内投资带动的，今后也将继续这样。鼓励国内投资(特别对于优良项目)和消费的措施将继续推动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很长时间内不会改变。

　　《第一财经日报》：一些专家强调中国的外贸总额过高(80%左右)可能会加大中国经济的风险，你怎样看？

　　JoydeepMukherji：这个比例本身有很大的问题，是误导人的。因为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有一半左右都包含着进口因素，比如一些进口产品通过在中国加工以后再出口到国外。真正衡量贸易的应该是出口的净增加值，即出口总量减去其中包含的进口因素。通过这种衡量方法，中国对出口的依存度并没有高到耸人听闻的地步。

　　《第一财经日报》：报告中你认为今后中印两国的出口内容可能发生转变，中国从出口商品转向出口服务，印度从出口服务转向出口商品。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中国离出口服务还有多远？

　　JoydeepMukherji：中国正变得更加富有，GDP中将会有更大的部分由服务业组成。服务业公司首先要满足当地的消费者，但是当他们经营得更好、更有效率时，就会去寻求海外客户。无疑，中国在这条路上走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