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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一琨 北京报道
中国的公立大学有可能被列入金融机构的信用黑名单？
对于教育界人士来说，这种现象决不是天方夜谭。
通过向银行举债，扩张规模甚至超前发展，这已是存在于中国大学之中的普遍现象。
北京大学财务处副处长陈晓宇对记者表示，教育部财务司最近对于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认识。经他们估算，仅教育部直属的72所高校，目前的贷款余额就达到了200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大学处于无力偿还贷款本金、勉力偿还贷款利息的状态。一些金融机构的人士曾经乐观地估计，贷款给大学，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会出现流动性风险——但是最坏的结果正在成为普遍现实。
陈晓宇说，有的学校一年的全部收入不过几个亿，但是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20亿，每年光利息就要向银行支付1个亿，学校运营举步维艰。根据江苏省教育厅2003年9月10日颁布的“155号文件”，2003年，南京工程学院出让校园原有土地200亩，同时向银行贷款4.2亿元，在江宁大学城圈建新校区，而这一新校区的建设尚需9亿元资金。教工们发现，学校为了支付贷款利息已经左支右绌，不得不放慢按规定要进行的工资调整。而2004年3月，知难而退的南京理工大学已经放弃了总投资额20亿的新校区建设计划， 2001年前，他们从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得到了6亿元贷款。
银校合作
自1999年起，中国的公立大学开始了扩张的步伐——1999年扩招51.3万人，2000年扩招60.9万人，2001年扩招29.4万人。与此同时，高校学费开始并轨，并且一路上涨。一名大学生的学杂费，从1989年的200元涨到了10000元。学生学费占学生人均支出的比重高达25%，这在世界高等教育界绝无仅有。就在大学学费让很多家庭举步维艰的时候，大学却成了金融机构眼中的优质客户——大学的大规模扩张有着急切的资金需求，而高校既拥有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支持，也拥有急速膨胀的学费收入。
“那时候大家对于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有着很高的信赖，比如北大，从光绪年间，经历了军阀时代、日本占领时代、新中国成立，一直没有关门，而企业却随时有破产的风险。”一位金融界的人士说。
也是从1999年开始，银校合作成为一种风潮。比如华夏银行1999年为北京大学提供总额5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工商银行决定为北大提供总金额为10亿元的授信额度；从1999年到2002年底，中国银行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提供了6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南京大学则获得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等5家银行总计达50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然而，到了2003年下半年，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却发现，金融界人士开始警醒，工商银行总行信贷部的专家开始与他讨论教育贷款的风险问题。这些人士说，1998年工商银行发放的对教育(主要是学校)的贷款只有2亿多元，而到2003年中期上升到198亿元。他们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是教育系统的信誉度高，一般不会产生坏账。但是，面对如此迅速增长的金融贷款，银行方面也难免对学校的还贷能力产生疑虑。
这样的疑虑是必要的。大学作为非营利机构的一种，特点之一是资产没有明确归属，资金来自于政府拨款、科研经费、学费、社会捐赠等多方面，多年沉淀下来的资产复杂多样。而在财务上一般的做法是量入为出，不举债。作为北京大学财务处的副处长，陈晓宇对记者表示，国外大学如果遇到财务收支方面的问题，往往采取压缩收支，甚至裁并系科的方法。因此他们在财务方面采取了稳健保守的做法，像中国大学那样大规模举债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
短短十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2%-3%提升到15%以上，完成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罕见的发展。
在这当中，每一位大学校长无疑都有着强烈的扩张冲动。而作为一校之长，对于历史积淀的庞大资产，他们既不是所有者，也不代表出资人，也不像国外大学一样受学校董事会的制约，委托-代理链条中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似乎都被金融机构所忽视。而根据人民银行的贷款通则，非营利机构的资产不能被抵押、冻结和拍卖。虽然为了避免出现严重问题，2002年人民银行与教育部联合发文，宣布学校学生宿舍的建设资金贷款可以以宿舍的收费权为抵押，但到目前为止，银行一旦面对大学欠账，依然是无可奈何。
“即使银行与大学对簿公堂，银行又能做什么？”陈晓宇说。
大师还是大楼
在金融机构悔之不迭的时候，大学是否也能意识到不可测的未来呢？被裹挟在这股高等教育发展风潮中的大学们好像已经没有时间思量这一切。
一篇题为《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的文章正在一些大学校长当中流传。文章作者杨福家是原复旦大学校长，现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文章写就于2004年3月，但是杨福家的“迷惑”——近几年来，中国的大学为何越来越热衷于大楼而不是大师——一直不解。直至2004年年底，杨福家说，有位内行领导在看了文稿后写道：“你的观点我都赞同。很多学校的领导也懂得人才的重要性，但是很多钱是通过专项经费取得的。有的来自政府，有的来自某些财团，有的来自银行。热衷投资于教育的人，不一定懂得教育，他们希望投资见效，最快的途径就是盖房子。你不盖大楼，就得不到这笔钱！‘211工程’(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编者注)的钱，中央部委规定只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很多地方政府支持教育的方便办法是‘赠地’，或低价出售土地。银行对教育特别优惠，贷款条件十分宽松！很多学校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对于政府决策部门来说，让高校利用银行贷款发展壮大一度是一个多赢的举措。银行似乎找到了优质客户，而日益增长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也有了一个好去处；高等教育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不但能够补上过去教育发展的欠债，还能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并且吸引对高等教育这一产品的消费，增加总需求。更重要的是，在政府财政，特别是教育经费仍然紧张的情况下，借助金融机构的资金发展无疑能解燃眉之急。记者了解到，2002年，财政部教科文司曾经希望以财政贴息的形式鼓励这样的行为。
转折
一切似乎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逆转，陈晓宇说，目前大学在招生规模上的扩张正在逐渐放慢，而大学学费在一路攀升之后也在2000年中止，大学在短期内很难找到更多的增量收入来源。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到2000年，15年以来，中国的公立大学完成了办学经费全部来自政府。1990年代末扩招前，政府拨款占2／3，而现在政府拨款只占一半，这一与扩招相仿的剧烈变革，同样是高等教育发展中尚无先例的事件。
转折出现在1994年，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之间实行分税制，中央财政得到充实后，如北大清华等中央直属高校开始重新获得财政支持。而1998年底开始的“985”工程对于那些深孚教育部厚望的大学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机遇。这项工程的内容是：34所大学按照要求分别冲击“世界一流大学”、“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不同目标，并且获得不同额度的政府拨款。其中北大和清华肩负着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在三年内分别获得了教育部18亿元的直接拨款。
陈晓宇说，由于北大一些学科实力雄厚，科研经费收入一直占据着学校收入的重头。“985工程”实施之前，学校的收入基本能做到政府占1／3，学校自筹占2／3。“985工程”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比例，2002年是工程的最后一年，北京大学的总收入为22个亿，其中国家财政补助有12亿强，占到了55.78%。在北大的自筹资金中，社会捐赠和校办产业各只有相对微不足道的几千万。这种“造血功能不足”的现象已是中国大学的通病。
这一年北京大学的收支基本平衡，其中“985”工程的专项拨款就有9亿元，由于自身实力雄厚，以及国家的倾力支持，北大在向银行借贷一事上持“保守”态度。对于大部分无法像北大那样获得政府大力支持，且自身造血能力更为薄弱的大学们，为了在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中有一席之地，借贷已经成了不得不为之的举措。
谈松华说，学校贷款不能只考虑学校建设的需要，还要考虑还贷的资金来源和时间表，要按照实际能力逐步建设到位，而不是按理想的目标或国家评比的标准设计建设进度和贷款规模。不顾实际能力盲目贷款建校，必然造成学校“负债运行”。因此，政府既要尊重学校自主决策和自主办学的权利，又要对学校国有资产的处置和运作进行监管。
有意思的是，面对过去几年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和“扩招”的结果，记者所接触的教育界人士无一例外强调，这种发展的冲动实非教育界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服从于政府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
显然，迄今为止，人们仍然没有找到政府与大学间的最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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