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百万农民转移问题重重 城市化难抵乡土情节

　  信报记者 刘隽刚 李王君 通讯员 邓勇

　　中国西部边远穷困地区乡村人口的急速增长，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已容纳不了庞大的农业人口。

　　今天，尽管政府为农民如何致富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但农民“以地为生”的观念依然 根深蒂固：“离开土地，我们靠什么生活？”

　　一系列资料显示，中国政府正为农民如何致富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其中仅在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再就业培训就花费了大量资金。那么，这些投入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回报？农民对这些政策抱以何种态度？记者带着一连串问题，走进了被称为致富战略的重庆市“百万农村劳动力大转移”工程(以下简称“百万农民大转移”)。

　　一年投资超过1亿元

　　2004年底，重庆财政局农业处一份《关于2005年市级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算安排情况的请示》中写到：2005年市级财政收入预计增长10%，市级农发资金按照高于财政收入预计增幅的原则，按增长10.5%安排预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补助资金4000万元，比上年增长一倍；

　　由于各区县反映人均200元的补助标准偏低，建议明年增加培训补助资金1000万元，适当提高补助标准；

　　另外，按照市委、市政府渝委发[2004]7号文件关于培训后稳定就业一年可予奖励的政策，明年需安排奖励资金1000万元；

　　这三个数字相加，为6000万元，如果再将各区县在解决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中投入的资金相加，其投资总量估计超过1亿元。

　　这样大笔资金投入，用意何在？

　　2004年12月31日，记者在巴南区财政局农业科采访时，得到了这样一句话：把富余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减少农民数量，是解决农民致富问题的关键手段之一。这一战略，可朔源至1999年全市启动的 “百万农民大转移”，目标是在2007年实现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大部分农民无地可种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顽固意识是目前农民致富困难的重要原因。农村，尤其是边远穷困地区乡村人口的急速增长，使得有限的土地资源已经容纳不了这样庞大的农业人口。时至今日，这一矛盾，已愈演愈烈。

　　据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数据显示，全重庆1300万农业劳动力，有限的耕地只够400万人耕种，占2/3的农村劳动力，即900多万劳动力面临无地可种。大范围如此，各区县的情况也相差无几，以巴南区为例，该区农村劳动力与耕地所需劳动力比例为20：8(万人)，这种耕地的供需矛盾是全市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棘手问题。

　　尤其严重的是，赋闲在家的农村劳动力在无法创造财富的同时还需要消耗，给农村治安等各方面管理增加了许多压力。因此，基于这一前提，“百万农民大转移”的战略规划正式出台。

　　农民积极性难调动

　　根据社科院专家的研究结果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找到出路，就是到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找创造财富的机会，而实现这一目的的首要条件，必须先改善农民自身素质，使其具备一技之长。因此，“百万农民大转移”的实际操作模式，就是为农民工再就业培训给予政府补贴，以自愿形式对富余劳动力进行专业技能短期培训，并为之寻找新的就业渠道。

　　有一份调查报告中总结这一战略开销数目时称，“政府为农民致富下了血本”。即便如此，根据记者到一线了解的情况看来，“百万农民大转移”工程虽然每年都按期超量地完成了任务，但实际操作中，依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最直接的表现为资金投入量依然有很大缺口；农民积极性调动比较困难；部分培训学校将学历考试混入农民再就业培训名单套取补贴及奖励经费等一系列不良现象存在。

　　最为关键的是，经过培训之后的农民工，有可能因就业不满意需要再次培训，还有部分农民工因为年龄大或身体状况不佳等原因，不得不回到原居住地，“这样一来，他们再一次成为剩余劳动力，因此，这种劳动力转移工作将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至于说这个工程最终会对地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收效，很难直观地从数据上完全显示，只能说，通过这些培训和再就业转移回来的农民工，他们的意识与以前相比，是完全不同了”。

　　需要打持久战

　　“农民再就业培训工作主管单位是就业局成立的再就业培训领导小组，财政局属于资金管理部门，也参与部分管理工作。”2004年12月31日，堵了大半天车的巴南区财政局农业科长曾灵中，一口气介绍了“百万农民大转移”政策背景，然后又以一线管理人员的身份，讲述了这一转移过程中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号召农民工参加再就业培训时，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年龄上呈现出年龄越小的人报名参加积极性越高，越大的积极性越低的状况，而且相对来看越穷地方的农民越不愿出来，越需要再就业培训的人群越缺乏意识和参加培训的经济能力，所以目前看来，政府资金的投入量远远不够。”

　　“百万农民大转移”的战略意图的实现，从难度上说，需要如同抗日战争时期所贯彻的“持久战”思想。事实上，该战略的实施，确也地采用了“水滴石穿”式的局部动员来突破。

　　按照相关政策，市财政在每年年初下达年资金投放计划及任务指标。巴南区自2002年正式运行该项政策以来，每年市财政下拨资金总量约为110万元左右，“按照市里完成4000人再就业培训的任务，我们实现再就业培训人数为5792人，再就业率超过市里考核要求的80——85%，达到了95%左右。”

　　一两元车费也要斟酌

　　超额完成任务，从数字上看不过是换个符号而已，但实际操作中，却需要越过不少障碍，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有些地方的农民，你即便是在免费的基础上倒贴他们20元钱，他们也不愿来参加培训。”

　　这一现象归根于农民思想中“以地为生”的顽固观念。从不少农民反映的看法中不难发现类似这样观点：“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都很困难，短期培训能管什么用？离开土地，让我们靠什么生活？”

　　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农民宁可在家继续受穷，也不愿冒一丝风险寻找出路，更不提这些出路实际上已经被政府摆在了自己面前。

　　但具体操办此事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并没有带“怒其不争”的情绪，曾灵中说：“我们在乡村看过，那些地方的农民确实很穷，不要说让他们自己掏钱参加培训，就算是免费，要他们掏一两元车费，他们都需要斟酌很久，所以我们认为政府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可以考虑因地而异地调整补助金额。”

　　资金尚存缺口

　　另一方面来看，目前各区所获得的经费总体上也存在不足。“政策规定的是以上年转移农民工数量为基数所制订的任务总量，以人均200元补助发放拨款。”

　　人平200元拨款在实际运行中，以不同工种的培训进行了划分，如家政、缝纫工、电工、铸造工等不同工种的培训补贴分别在100——150元/人之间，其他费用则用于入用工信息等网络的建设。“除此之外，我们办公经费、用于外出务工法律援助等方面的费用支出由区里每年拨20万左右。”

　　当然，这些费用不足使所有农民工都享受免费培训待遇，而且在政府补贴之外，各工种培训还需缴纳一部分学费给培训机构，而这部分费用正是造成许多农民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从目前情况看，总学费因工种的不同，分别在500——1000元左右，“补贴之外还需要缴纳大部分学费，使得生活原本拮据的农民工支付起来非常困难，虽然我们对部分确实存在特别困难的农民工实行了全免费培训，但要实现更多农民参加再就业培训，依然存在很大的缺口。”

　　仅巴南一个区，“倘若所有经费都由政府支付，那区里一年投两千万也未必够。”

　　而政府的财力情况，也不容乐观，因此在这一问题上，目前似乎形成了瓶颈。在其他区，记者了解到部分再就业培训采用企业与培训机构联合，实行定点委培形式减轻资金负担，但这一形式目前还没有全部开展起来。

　　大转移富裕了谁？

　　元旦期间，重庆市举办的农产品展示会上一个重头戏，就是劳务输出项目洽谈。各级部门在这一项目上重视的程度几乎保持了一致。

　　如果说投入是为了产出，那么“百万农民大转移”大笔资金最终要实现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使其找到致富的途径。从这一战略实行的几年间，重庆务工农民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甚至部分农民工输出到了国外。

　　但是，劳务输出能够给本土经济带来直接收益么？

　　记者在背景资料的介绍中，看到了成串排列的数字，应该说，通过这些数字，能够欣喜的看出有多少农民已经摆脱了原始的小农思想和土地意识。甚至有为数不少的农民摇身转变为千万乃至亿万富翁。可从投入者的角度考虑，每年几千万元的投入，能够给重庆带来多少直接收益呢？

　　采访中，记者把这一串问题带给了曾灵中，他对这些问题难以做出中肯的回答：“从直接收益来说，农民工打工所得归他们个人所有，即便是缴纳所得税，也都由打工的所在地获得。这一块来说，本地政府投入的资金是难以直接看到回报的。当然，也有部分打工较为成功的人，又返乡投资，进一步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而且再加上务工收入拿回本地过节消费，也能够间接带动本地经济的增长。但是，政策本身理解，这笔资金本身就是不求回报的，只要能够实现剩余农民劳动力的成功转移，就使农民致富的目的落到了实处。”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农民工大转移所包含的社会效益是非常巨大的，以往那些赋闲农民所带来的不安定因素消除了，而且农民通过再就业培训，在素质上得到了整体的提高，我们无法拿出具体的数据来揭示这一改变的程度，但人们可以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发现，他们的意识真的与以往完全不同了。”

　　培训机构有待规范

　　12月31日当天，记者参观了巴南区10个定点培训机构中的几个电脑培训学校。这个坐落在区中心地带的电脑培训学校属于民办性质，租赁民房搭建的校舍共分四层，每层有房间3——4间，整体看起来比较狭窄局促，在顶楼一间教室里，记者看到了分两排摆放着16台电脑，因为时近过节，老师和学生都放假回家，所以未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不过区财政局另一位女同志向记者介绍了再就业下乡培训的情况，“除了铸造工等需要设备的工种培训，每年培训学校都要组织老师直接深入乡村进行集中培训。那些乡村的条件都非常简陋，村民都很穷，所以培训学校在那里基本上没法收到钱，而且还要为村民管一顿午饭，老师们完全是出于公益心前往授课的，他们不仅拿不到多少补贴的钱，那种辛苦的程度也确实令人对他们的职业素质感到敬佩。”

　　与这种奉献精神相对应的，在部分培训机构中也出现了不和谐音：有培训学校将学历培训(非农村再就业培训范畴内人员培训)混入其中套取补贴及奖励资金。

　　对这方面问题，相关机构只能采取电话抽查的方式对其真实度进行核实，曾灵中说：“按照规定，一般是在年初定计划之前，各培训机构就将学员名单上报财政，但执行过程中，却有个别学校之前不上报的情况。由于这一项目的主管单位属于就业局在主抓，所以我们只是作为资金管理进行抽查，了解到的情况就比较有限。”

　　据了解，目前再就业培训项目定点培训机构基本采用招投标方式进行筛选，多数培训机构都属于民办性质。作为市场化的民办培训机构，在监管中必然会面临一些投机现象。之后记者曾直接前往巴南区就业局采访这方面情况，但采访遇到了断然拒绝。

　　链接资料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重庆市已累计转移农民工621.1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14.4%；全市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41.2万人，重庆农民工去年带来收益305亿元，人平1255元。 重庆市农业局劳务办称，利用各种机构和网络平台，计划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40万人，培训20万人，农村劳务新增长10%以上；同时，我市劳务输出已经形成强势品牌，涌现重庆师傅、富侨保健、石龙技工、重庆月嫂等多个劳务品牌，工种涉及建筑、服装、餐饮等多个行业。

   相关报道：

   高速城市化的隐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