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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黛 实习记者 贾林男 发自北京
可以预见，2005年又将是金融市场的改革年，而银行改革何去何从是一个焦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银行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二是对地区性银行的改革。此前，国有银行主要功能是向资本密
集型的大型国有企业放贷，处理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账的前提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给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的主要是地区性银行。他觉得从长远来讲更追求的地区性银行的发展。如果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不会有这种重机和重化高速发展的现状。因为他们的资本很密集，资金投入很大，而大量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贷款。中小企业更多的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如果要提供就业条件，应该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的发展。而且如果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的发展，其实不需要国家补贴，他们本身很有竞争力。“如果那样的话，我觉得城乡统筹发展也是一个必然的经历，劳动力可以到城市里面来，他们可以在城市里面安家落户。尽管对住房的类似需求都会提升，但城市化的大方向应该没有错。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拔苗助长。实际上基建投资增长这么快，主要是银行没有扮演起微观行为的角色，现在银行的贷款出了问题是中央来承担。”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易宪容教授认为，目前的国内银行业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政府大量注入资源的结果。但是由于银行业运作机制转变缓慢及已有的银行制度运作缺陷，目前国内银行业正在把风险向未来积聚，表现为国内银行业的长期贷款增长过快、比重过高。同时，改革方案在执行阶段，会遭到一部分金融业既得利益者联合地方政府相关利益者的抵制。金融改革还需要良好的法律背景，而目前国内金融市场许多法律法规的生成，很少是整个社会集思广益、反复博弈的结果，一些金融法规一推出就会漏洞百出，执行起来十分困难。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认为，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带动着经济快速地融入世界，需要全球化的资源供给，资金投入势所必然，国内和国际资金流动规模的加大，也将迫使金融进一步的开放，从贸易开放逐步转向金融开放。同时，汇率的弹性制度改革、国际资金流动规模和速度的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度扩大等，将改变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模式。中国一直是采取政府干预性政策，在金融开放条件下，国家干预能力下降，国际投资者会通过广义的套利行为对扭曲结构进行“强行矫正”。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2004年中央政府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总量调控措施的运用是有极为有限的。其中只是两次提高了准备金率，调高了一次存贷款利率。由于居民储蓄存款的实际利率是负数已有一年时间了，造成储蓄存款增速的急剧放慢，负利率还使中低收入者的部分财富消失，对居民的收入结构起到了不良作用。所以吴敬琏希望未来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运用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最好按照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采用的办法，频繁地微调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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