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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2月29日电 (王建华 贺伟 齐湘辉) 宏观调控之年仍达9%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有关中国经济“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讨论只是表层的关注热点，更深层次令人瞩目的变革却是：中国的发展战略从2004年开始转向促进“公平的经济增长”。今年是中国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第一年。在中国领导层督促落实这一新的发展观过程中，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让最广大人民共享经济增长好处的理念，得到了很好体现。“公平的经济增长”概念由世界银行提出并倡导。
“许多迹象表明，今年堪称中国的战略调整和转向之年。”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在“三农”问题时隔17年后再次成为中央“一号文件”主题后，中国的农业劳动回报率在2004年得到明显提升。
前三季度，中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了11.4%，增幅同比提高了7.6个百分点，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还高4.4个百分点。这是自1985年以来农民收入的罕见增幅。
财政和税收支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年，中国共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总额达2000多亿元的创纪录财政支持，其中包括440多亿元的税收减免和直接补贴。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指出，“中国延续了50多年的农村和农业支持城市和工业的政策，开始向城市和工业反哺农村和农业转变。政府调整公共财政资源分配格局，逐步实现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
今年，中国政府还动用财政资金免费培训转移了250万名农村富余劳动力，投入300多亿元在农村建立合作医疗体系，以及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投入，并从经济发达地区起步，逐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阻碍富余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壁垒在今年也得到最大程度的清除，中央政府勒令各地取消针对进城农民工的乱收费，消除各种岐视。截至本月10日，全国拖欠农民工工资偿付比例已达96%以上。
北京、上海等一些发达城市也开始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或医疗保险范畴，并向一些农民工提供廉价租房及帮助解决子女入学问题，这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今年一方面暂停农用地审批，另一方面提高了补偿标准。目前，全国偿还拖欠农民的征地补偿费已超过总额的91%。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9.4%，但城乡收入差距却迅速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上升至去年的3.24：1，如果算上福利补贴，则达到6：1。去年农村贫困人口甚至还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反弹——上升80万人。这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忧虑。
有关数据表明，居民贫富差距也在日趋扩大，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2左右上升至0.45。最发达省份的人均GDP已是最落后省份的10倍以上。世行的一份报告说，中国贫富差距是过去20多年里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人民在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也很明显。
在去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1000美元后，温家宝总理告诫省部级干部，要谨防重蹈一些国家的覆辙，发生由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等引发的社会动荡和倒退危机。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中国财政收入今年预计超过2.5万亿元，约占GDP的19%，增收在5000亿元以上。汤敏说，这表明，中国完全有能力调整20多年来一直奉行的单纯追求经济数量增长，以及倾向沿海、倾向城市和相对更有利于富人的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公平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都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财政部说，今年财政和国债资金使用向扩大社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增加就业、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加大转移支付、提升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质量、化解财政风险等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和促进公平方面作了重点倾斜。由于采取了“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措施，中国在成功抑制局部经济过热的同时，也促进了地区的协调发展。国家发改委官员说，今年前三季度，东部地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降，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所占比重上升。国家发改委专家丁元竹说，宏观调控改善了资源分配，促进对其接近程度和使用程度走向公平。
今年7月实施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使中国的政府职能转变迈出重要一步。政府对大多数企业投资项目不再审批，而改为备案制和核准制。这意味着政府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更专注于促进公平。
中国一些省份今年酝酿修订过去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标准，尝试加入体现公平与公正的人文、社会和环境指标。国家统计局最近还宣布将收回地方政府的GDP数据发布权。
汤敏说：“今年只是中国为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而实施一揽子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开始，我们对中国成功实现这一目标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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