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经观察: 2004年最值得记录的10个事件(5)

第九篇：

　　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共同的机遇

　　文| 卢光盛(《全球财经观察》特约撰稿人)

　　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东盟清醒地认识到，东盟的出路在于搭乘中国的经济快车

　　临近岁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设一如既往地收获硕果。同往年一样，中国和东盟区域合作在年末签署重要协议，世界为之瞩目。按照计划，CAFTA将在2010年内建成，到时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CAFTA建设已经超越单纯的贸易领域，还包括投资、农业、能源、交通和信息等方面的合作内容，部分“早期收获”项目已经实行。

　　在11月于老挝首都万象召开的中国和东盟“10+1”首脑会议上，相关各国发表了《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签署了CAFTA《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万象会议标志着CAFTA建设将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从坐而论道走向起而行之。按照贸易协议，中国和东盟将从明年7月起逐步取消大部分关税，到2010年将关税减至0%?5%。协议将商品区分为“常规贸易商品”、“敏感性商品”和“高敏感性商品”三个范畴，“常规贸易商品”减税的项目将达7000项，各国被允许最多保留400个“敏感性商品”和100个“高敏感性商品”项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将是CAFTA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早期尝试，其有效运作具有重要意义。

　　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相继陷入衰退困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使得东盟出口市场萎缩，外资注入下降，经济复苏无期。与此相反，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东盟清醒地认识到，东盟的出路在于搭乘中国的经济快车。

　　以往的观点认为，中国和东盟之间存在着出口市场和外资来源的竞争，自由贸易区建设将难有作为。实际上，中国和东盟之间还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根据东盟秘书处的估算，CAFTA的成立，将使东盟对华出口增加48%，而中国对东盟出口将增加55.1%，不会出现其中一方商品冲击另一方面市场的局面。在投资问题上，中国也不会与东盟争夺国际直接投资。近年来流入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更多是因为这些国家对东盟经济前景信心不足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中国“动了东盟的奶酪”。近年来，中国和东盟的相互投资保持增长势头，东盟正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滩头阵地，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正以每年6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CAFTA建设的一大优势在于，中国和东盟在建设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上不存在主导权争夺的问题，不存在敏感的农产品和出口补贴的问题，也不存在削弱东盟本身的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问题。这一切表明，通过CAFTA，“中国机遇”有可能会演变成“中国—东盟共同机遇”。

　　进入“快车道”的CAFTA建设，能否一帆风顺，将取决于以下内外两大因素。内部障碍有三个层次。从短期来看，明年CAFTA将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主要面临关税减让的落实和解决机制试运行等具体问题。CAFTA的发展将直接受到中国和东盟内部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将产生重要影响。从中期来看，CAFTA 存在着4个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时间进度表的问题、中国与东盟不同层次国家(老6国和新4国之间)的区别对待问题。在这方面，可应用“10+1?X”原则来加以解决，即在难以达成全体一致的情况下，先在其中满足条件的部分国家之间实行，待条件成熟时再吸纳其余国家，充分体现灵活性和务实性。

　　从长远来看，CAFTA发展的关键在于双方到底是否真心实意地发展自由贸易区本身的建设，而不是将它当作对抗、牵制他方的工具。例如，如果东盟将CAFTA仅当作“小国引领大国”战略的一部分，或中国仅将CAFTA当作消除 “中国威胁论”的手段，那么CAFTA本身的发展将难以取得实质性发展。中国应加快推进CAFTA进程，在贸易和投资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的情况，加快农产品、油气资源和航运交通方面的合作，为未来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并在未来的东亚经济合作中占据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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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4年11月29日，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

　　第十篇：

　　徐明革命：资本挑战体制

　　文| 张邦松(《全球财经观察》产业编辑)

　　徐明们为维护足球投资人利益而向“官商督办”模式提出挑战，他们要的是一个有秩序能保障利益的商业环境，这种要求正切中中国商业环境变化的方向

　　如果没有12月14日的表态，我们对徐明的定位会更加容易。“现在就要开始深化改革，而且要进行大改革、快改革、跨越式的改革。”在一系列大家听惯了的慷慨口号之后，这位实德集团的老总话锋一转，“但最根本的，是要在中国足协的领导下，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千万不能两败俱伤！”

　　当一个革命者表示要重新回到他试图推翻的体制的怀抱时，我们已无法再用“革命者”来定义他了。次日，徐明的盟友国安俱乐部董事长罗宁也不失时机地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很难说这是不是香河会议的最大收获。这个旨在改革中国足球现状的会议一开始就被看作是一场闹剧的舞台，因为此前改革派和足协看似不可调和的对立态度让人觉得，这样的会议同样会是中国足球又一次无望的挣扎。

　　但徐明妥协了。当徐明脱下救主的风衣再次拥抱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时，一场发生在中国足坛关于权力问题的最大风波就此烟消云散。

　　“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疲惫的足协主席说。他显然不认为所有问题已经解决，但至少，他为解决问题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平台。“一切又回到轨道上来了”，这或许才是阎世铎的潜台词。对于很多看客来说，这无疑是个无趣的结局，但对于中国足球，则未必。实际上，“招安”这个不怎么好听的词汇并不能涵盖徐明与足协之争结局的全部意义。与几百年前宋江的那次“投诚”不同，徐明们的妥协明显更具建设性。

　　徐明们已证明了他所代表的资本的强大力量，而足协也终于意识到他作为中国足坛管理者的地位并非不可撼动。在这样的共识下，对于中国足球改革主导权问题的答案逐渐清晰：足协仍是领导者，而资本得以正式登堂入室。对中国现行体制稍有了解的人就会明白，这已是目前能找到的解决类似问题的最佳方案了。

　　许多人给徐明冠以“革命者”的称号，他本人似乎也曾以此自居。但他是否真的就认为自己是个革命者，值得商榷。作为争取利益的极端手段，革命曾被人用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演绎，最后殊途同归的结论是：结果比过程更重要。推翻什么并不是徐明们可以设计的未来，瞄准十环打个七八环才是一个值得期许的结局。当足协前所未有的虚席以待投资人、把各种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的时候，徐明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

　　徐明及其盟友提出中国足球要深化改革必须明确四个方向：“第一，要坚持政企分开。第二，要实行管办分离。第三，要市场化。第四，要民主化。”这些方向已在事实上得到中国足协的默认，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重建中国足球？

　　可以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以资本主导中国足球的局面真的在现在形成，一朝得势的企业家们有足够的力量建立他们许诺过的足球新秩序吗？我并不是怀疑他们控制足球的能力，而是担心控制资本的能力。在一个市场经济秩序正在建立中的国家，能否生长出一株不受周围环境侵扰的资本之花呢？

　　诚然，被焦急的体育评论人李承鹏形容为“封建家长”的足协无法在一夜之间变得开明，寄生在这个体制架构上的重重积弊无法立即清除，英超、意甲那种由资本家主导的足球游戏很难在中国拷贝，但以娱乐大众为己任的足球真的无法走出属于中国的道路吗？关于中国足球的前途未明，关于革命与否大局已定？徐明们第一阶段的使命已经完成，关于他们的角色问题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结论了。由于他们并未推翻什么，他们也没有被最终打倒，所以“革命者”这个词显然并不合适。但这无伤大雅，他们改变现状的勇气和最终达到的效果——动机在这里显得并不重要——足以使他们当之无愧地接受“制度挑战者”的称号，资本与足协的博弈也足以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中国体制改革提供一个漂亮标本，供大家参考。

　　足球只是一场游戏，资本却是一场生意。关注一场游戏的胜败绝对不是我们的本意，可以预见，体制、资本、纠缠、斗争、变革、重建……这一系列发生在中国足球领域的关键词会一个也不少地出现在别的领域，有一些实际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几个例子已令我们印象深刻：李书福炮轰中国汽车管理体制，奥克斯试图与行业主管者信息产业部打官司、中国证监会走上被告席……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徐明”，资本的“反骨”在经济转轨时期暴露无遗。现在机会来了，因为新的力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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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徐明革命

　　2004年10月17日，以大连实德俱乐部牵头中超俱乐部向中国足协提出索要联赛的产权、管理权、监督经营权，并提出了成立“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盟公司”方案

　　编辑：高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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