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中国宏观调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国洪报道

　　“这次考验不亚于去年SARS的考验”——回望2004年宏观调控的风云激荡，更觉温家宝总理那一句年初断言，用语之重

　　2004年——中国经济大战“GDP崇拜”之年。

　　从年初“总理报告”主动调低GDP增长目标，到持续全年的对过热投资的遏制与反遏制，直至年终GDP突破年初目标势在必然——一场跌宕起伏的年度较量，呈现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艰难与沉重。

　　在反思中开局

　　2004年3月，在温家宝总理在座的一次政协座谈会上，经济学家萧灼基、吴敬琏有一番对话。

　　吴敬琏率先发言，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过热’问题”的话音未落，萧灼基立即反驳：“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很好，不要轻言‘过热’。”吴敬琏又道：“‘GDP崇拜’是很多问题的根源。”萧灼基回应道：“现在有一种否认GDP的倾向。”

　　萧灼基所指，是2003年末逐渐响起的反思GDP的声音。媒体的参与，把对 “GDP崇拜”的反思，从此前学界的讨论推到公众面前。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地区)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

　　在现实中，当社会经济发展被片面地理解、操作为GDP单兵突进式的增长，而资源、环境、教育、文化、卫生、民权、民生等其他社会发展诉求统统要为GDP让路的时候，“GDP崇拜”便酝酿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无法下咽的苦酒。

　　一组数据被屡屡引证:中国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实现的却仅仅是世界4%的GDP总量——即便我们想维持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的高增长，资源与环境也将无力承受。　

　　现实矛盾也空前激化:2003年多个省市上访、群访批次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拆迁问题的上访量激增50%——对GDP的片面追求，正在不断聚积着更大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面对现实挑战，2004年3月的“两会”迅速回应，对此，新华社以《走出“GDP崇拜”误区，“科学发展观”热涌“两会”》为题予以重点报道。

　　在这次会议上，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把2004年国民经济的增长目标确定为7%——这是一次罕有的对GDP的主动下调。要知道，即便是在2003年遭遇“SARS”的困难条件下，中国GDP也保持了9.1%的高速增长，而在1978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4%。国际舆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他们同样将评点锁定在“中国摒弃‘GDP崇拜’”。

　　知易行难。围绕“GDP崇拜”的较量刚刚开始。

　　在现实中较量

　　纵观近年中国GDP增势，其对投资引擎的过重依赖在不断加剧，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已占GDP总额的47.3%，正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在拉动GDP一路狂奔。因此，2004年围绕“GDP崇拜”的较量，也就必然地直接交锋于对固定资产投资孰冷孰热的分析判断，碰撞于对宏观政策张弛之道的决策选择，折射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潮涨潮落。

　　早在2003年上半年，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投资过热问题已有所显现，下半年，投资趋热的行业与领域继续增多。2004年1-2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高达53%，拉动一季度GDP增幅升至9.8%。

　　2004年3月25日，央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4月13日，央行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密度之紧，力度之大，十分罕见。

　　然而，过热的投资仍如脱缰野马，狂奔不止，进而带动钢材涨价，水泥涨价，粮食涨价——这一幕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通胀序曲惊人地相似:1991年，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仍徘徊于3.4%的时候，粮食价格涨幅已达8.6%，冶金、电力、煤炭和石油等上游行业的价格涨幅则超过了两位数。一旦坐视新一轮过热投资引发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又将遭受重创。

　　4月28日，以中央处置“铁本事件”为标志性起点，宏观调控全面启动。5、6月间，全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全面清理整顿开发区、治理整顿土地市场、冻结土地审批等等，剑锋所指，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热灶”与要穴。

　　即便如此，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有相当的连续性，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继续逐月上冲。与此同时，“查处铁本就是拿民营企业祭旗”、“不能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宏观调控不能一刀切”、“要停就停沿海的项目，我们内地还没热呢”、“要下先下内地的项目，中国经济跑得快，全靠咱东部沿海项目带”、“谁叫停项目，谁就要对经济的停滞负责”——种种不同的观点浮出水面、激烈碰撞。

　　可此时的经济形势，已容不得犹疑不决:二季度GDP增幅仅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升至5%，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进一步加剧。中央继续出手，土地、金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等各个条线的中央督查组、检查组一批批地撒向全国各地。

　　进入第三季度，调控举措开始见效。7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6月份狂跌1135亿元，出现了年度内的首次回落。8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继续走低。

　　然而，三季度的投资回落却隐藏着一个秘密：受固定资产建设项目的投资惯性和已签贷款合同影响，这一轮投资回落主要是通过银行各领任务指标，强行压缩短期贷款、而非中长期贷款来实现的。

　　因此到了9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再度升高，比8月份放大800亿元，达5842亿元。

　　至此，久已为各界猜测、激辩、观望的“加息”利箭，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10月28日，连续9年下行、七次调低的存贷款利率调头上行，央行宣布加息，进一步为投资降温。

　　“这次考验不亚于去年SARS的考验”——回望2004年宏观调控的风云激荡，更觉温家宝总理那一句年初断言，用语之重。

　　关山难越

　　岁末将近，迎年心切的购物中心，已在门前摆出圣诞老人。

　　最新数据显示，虽然前三季度GDP增长9.5%，大大超出了年初预定目标，可消费价格指数已结束连续6个月的上涨，回落到4.3%;而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也比9月份回落了300亿元——似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正如今年的GDP较量，是上承去年的经济局部过热而来，今年围绕固定资产投资的交锋也绝不会随着年度的更迭而终止。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以工业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的快速推进期，因此这一时期固定资产的加剧投资，似乎不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然而，结论却未必这样简单。

　　中国这一轮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呈现出一个鲜明特征:地方政府成了最大的投资主体和“影子”主体，倚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GDP增长。正是这种特殊的发展路径，使中国经济超越“GDP崇拜”、探寻科学发展观的道路，变得尤为艰难。

　　从总量看，今年1-10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2002年同期多增了20686亿元，其中“地方项目”所占份额竟高达88%。

　　在城市化方面，各地地方政府以“投资公司”、“建设指挥部”等名目，直接担当起投资主体角色，他们操控两大要素资源——土地与财政资金，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形象工程建设，过度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2003年全国各地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总计约3000亿元，规模相当于当年全国贷款投放总额的十分之一，其中有相当的份额转为了基础建设投资。政府财政资金还有很强的贷款“撬动”作用，在各地的中长期贷款中，以财政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作质押、向城建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投放的贷款总量，数额大得惊人。这种巨额投资，拉动了钢筋水泥的需求，却难以产生现金收益，未能形成“投入-生产-消费”的循环链条，最终会危及整体经济结构的稳定。

　　在工业化方面，地方政府则担当起“影子主体”的角色，为了招商引资，他们竞相设立“亦官亦商”的开发区，施行各类或明或暗的税收优惠、排污优惠、逃债不究的司法优惠，统一的经济规则被打破。

　　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每亩工业用地的开发建设成本约为20万-28万元，政府却仅以每亩10万-18万的价格出让;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靠降低环保要求、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或干脆“征而不补”、免费供地来吸引投资。企业的外部成本因此被扭曲变形，逐利的资金不再相信经济规律，只相信政府、政策和运气。

　　面对这种图景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科学发展观已经为中国经济发展确立了新原则、指明了新方向的话，那么我们显然仍未在现实中找到落实这一科学观念的路径与方法。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当然要搞建设；在这个世界上，也一定存在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与科学发展观相对接的方式，然而在找到这一方式以前，谁也不愿意跟着中央政府让GDP增速稍稍放缓，以便为增长方式的转型留出空间。因此，对“GDP崇拜”的理性反思，也就必然地回归于现实中的较量。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如何转型的秘密，就无比生动地隐藏在这一轮峰回路转之中。

　　体制诱因尚存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地方政府是搅动本轮固定资产投资热浪的第一主体，但他们又不过是另一个更大体制“棋盘”上的过河之卒。换句话说，这一轮较量还有着更为深层的体制诱因。

　　——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和建设冲动。偏颇的政绩观以及片面的GDP考核，固然在诱导地方政府“崇拜”GDP，然而抽丝剥茧就会发现，是财政利益——这只GDP下的“金蛋”，在令他们痴狂。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政府征用农业用地只需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即土地的农业用途给予补偿，而土地用途变更所产生的溢价收益，则为各级财政所有。这种制度安排极大地诱发了圈地风潮，不仅为投资过热提供了空间载体，还为投资过热提供了资金来源。

　　——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自行配置经济资源的空间太大，能力太强；一旦遇阻，他们能够很便利地动用行政权力资源扫清障碍。

　　——公共财政理念及体制的缺失，不仅使大量财政资金能够畅通无阻地涌向建设领域，而且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监督，又进一步“激励”地方政府，不断以GDP的高速增长，“创造” 财政收入的更高增速。

　　——经济政策、财富分配偏离了“利为民所谋”的根本，使各级财政收入的增长把GDP增长远远甩在后面，而GDP的增长又把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甩得更远。一边是国家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连续7年的攀升——此前这种持续攀升仅在1952年-1960年出现过;另一边却是抓耳挠腮也想不出“富民”和启动消费的办法，只得翻来覆去地走那一步“投资拉动”的“死棋”。

　　可以断言：只要上述种种积弊尚未得到整体性的治理，只要科学发展观尚未找到具体的实现方式，只要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路径尚未打通，那么，在2005年的地平线上，等待中国的就不仅仅是新年平静、明媚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