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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新闻主体：据本报报道，2004年审计风暴中，原北京市供电局局长赵双驹落马。12月21日，北京市检察院将该案正式移交西城检察院审查起诉。据悉，赵双驹将成为2004年“审计风暴”24起案件中被送上法庭的第一个官员。
对各级审计机关掀起的这场审计风暴，公众关注的焦点不是看审计工作组进驻了哪个单位，也未必是单纯的一纸审计报告，而是狂风之后究竟有没有暴雨，即处理结果如何。这符合事物发展的正常逻辑，同时也是一种国际惯例———每个法治国家对查出来的经济大案都不会置之不理。
如果说暴雨是狂风“接力”的话，那么，在刮了将近一年的审计风暴中，审计机关只能专司“刮风”的职责，而“下雨”却是检察机关的任务。只有检察机关紧跟审计部门，在掌握了直接责任人的犯罪事实后，接手审计部门的工作立案侦查，审计部门的努力才不至于半途而废。
前段时间，媒体陆续公布了审计署对一些国家部委的审计结果，被公布的单位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遗憾的是，报道中只是告诉公众，相关单位对被审计出的经济问题都做了纠正，至于如何纠正的则语焉不详。这些经济问题的始作俑者是谁、是否被追究相关责任，我们也无从得知。如果审计发现的问题都被这样处理，那势必会给人们留下“虎头蛇尾”的印象。
的确，只查账目、不追究法律责任的审计风暴震慑作用有限。审计风暴有了“接力”者，对树立审计部门的威信，增强审计的震慑力大有裨益，它能促使审计工作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现在，赵双驹被送上法庭，预示着检察机关已经接过了审计风暴的“接力棒”，开始了下一个程序的“司法审计”———逐条对照法律条文，让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直接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被审计出问题的单位被检察机关一一追查责任，审计风暴才能画上一个句号。
-各抒己见
新闻主体：据本报报道，出租车司机高海军为急送临产孕妇去医院而连闯红灯。交管部门称出租车不属特种车辆，没有闯红灯的权力，对高海军该处罚还要处罚。有关专家则认为，应酌情从轻处罚。
法不容情不妨碍法内施情
祝俊初
执法机关的处罚于法有据，要求从轻甚至减免处罚的声音于情合理，解开这结似乎两难。
但实质上，法与情在这场合并非水火不相容。《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以此比照的哥的行为，有扰乱公共交通秩序的隐形社会危害，却没有一点显形社会危害后果。这是什么样的性质、情节？人命安危与交通秩序之间孰重孰轻？答案不言而喻。因此笔者以为，对的哥减免处罚是合法的。
不妨换个角度看，倘不充分考虑性质、情节、后果，以为对的哥按违法事实论处就是法不容情，那么可想而知的导向将是：再碰上此类情形，的哥们的理智选择就是严守交通法规，哪怕因此眼睁睁地看着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的车上死去。这当然不是法治的本意。
法治社会不是无情社会，一切法都是关于人的法，立法、司法、执法都应以人为本。坚持法不容情、反对以情动法永远正确，但此“情”应指法外之情而非法内之情。因此，对此事的处理考验交通执法机关在执法环节对法内之情即执法善意的理解和遵从。这也提醒我们更应关注本源性质的立法善意。若社会普遍认同的、应有的法内之情却在法律文本中不存、成为法外之情，“逼出”以情动法的现象，则意味着法律文本本身该改变了。法内有情，是法治社会追求的目标。
制度必须被尊重和敬畏
秋子依风
有人可能会担心，对为救人而闯红灯的的哥进行处罚，会不会导致以后没有司机愿意救人？笔者认为不会。只要司机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相信在遇到类似情况后照样会去闯红灯救人，但只要他(她)是一个有法治观念的人，就应该认同交通部门的处罚。
笔者由此想起了有关哈佛大学校规的故事。哈佛大学有一项校规：学生借阅的珍贵图书只能在图书馆阅览，不得带出图书馆一步。18世纪的一天，一名学生借阅了两本珍贵图书，因当天没有看完，他把书带出了图书馆。当天夜里，图书馆发生火灾，其他图书焚烧一空，而这两本书却因此得以保留。事后，这名学生将书交还给学校。哈佛大学召开校会，校长为该学生保留了学校最珍贵的图书而对他表示最高的谢意，然后当众宣布将其开除。哈佛大学的校长说了一段至今仍为人们铭记的话：你保留了学校最珍贵的图书，理应得到赞赏；你违反了学校校规，理应被开除。
哈佛大学的校长维护校规的做法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只有人人都保持一份对制度的尊重和敬畏，社会才能有条不紊地运行。因此，我们不该为救人的哥被罚而耿耿于怀。当然，对的哥的义举也不能漠然置之，相关部门应对他进行奖励。
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们依然可能遇上诸如的哥为救人闯红灯之类的制度与人性的冲突，我们仍然要对法律的制度保持尊重和敬畏，这是法治社会走向健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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